- 1、99年兔00年龙结婚，87年兔和2000年龙合适吗
- 2、2000年的男龙的命运，白蜡金命五行缺什么
- 3、长治市北董村历史
- 4、山西长治的发展情况怎样？外地人在这里有发展前景吗？请熟悉此地情况的朋友进来帮忙
本文分为以下多个相关解答：
99年兔00年龙结婚，87年兔和2000年龙合适吗 (一)
最佳答案99年兔00年龙结婚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 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问题，从妇女到暴力；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胎次性别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 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 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晚，根本没时间参加。”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之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费孝通，2002[1939]，《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8、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 店
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1955，“《中国农村的》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保障制度”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就是与99年兔00年龙结婚相关内容，是关于农民的分享。看完87年兔和2000年龙合适吗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2000年的男龙的命运，白蜡金命五行缺什么 (二)
最佳答案2000年的男龙的命运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 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问题，从妇女到暴力；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胎次性别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 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 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晚，根本没时间参加。”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之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费孝通，2002[1939]，《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8、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 店
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1955，“《中国农村的》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保障制度”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就是与2000年的男龙的命运相关内容，是关于农民的分享。看完白蜡金命五行缺什么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长治市北董村历史 (三)
最佳答案1.长治市淮海厂历史 公司是国家重点保军企业，前身为黄崖洞兵工厂，创建于1938年，位于中国首批“十大魅力城市”山西省长治市。
长治市具有千余年历史文化积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交通便利。公司占地面积560余万平方米，资产总额22.8亿元，从业人员7100余人。
公司2008、2009连续两年荣获“山西省百强企业”；2009年荣获“中国机械200强”称号。2006年，公司经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2011年3月25日，由公司和国家级医疗研究机构合作成立的我国人工心脏项目“院士（专家）工作站”正式投入运行。同年公司建立了首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2.长子的历史变迁
您好！长子县隶属于山西省长治市，地处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
东望太行与长治县搭界，西枕太岳与沁水、安泽为邻，南接高平、北毗屯留。 夏时属冀州。
商时属黎国地。 周初，周武王大封诸侯，为大史辛甲封邑。
春秋时期，属晋。周烈王23年（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韩国潞州属县。
周赧王53年（前262年），属赵地。 秦朝时期，属上党郡，郡治置长子县城。
汉袭秦制。 三国时，为魏属县。
晋时，仍属上党郡。孝武帝太元11年（386年）慕容永称帝于长子县。
建立西燕，长子县为西燕都城，后遂为后燕地。531年，划长子县西部与寄氏一部合并。
建乐阳县于长子乐阳村（今岳阳村），同属上党郡。 北齐至北周，统属壶关县地。
隋开皇九年（589年）置寄氏县于长子城。改为寄氏县。
开皇18年（598年）复为长子县，前后均属上党郡。 唐初先改潞为州，后又划全国为十道，以道辖州，长子县属潞州，归河东道。
宋朝仍属潞州。 元朝实行省制，省下设路，路下设州。
长子县属晋宁路潞州管辖。 明、清时，属冀南道潞安府和山西省潞安府。
民国八年（1919年）废府州设道。长子县属冀宁道，归山西省。
民国十四年（1925年）废道，直属山西省。 民国二十七年（1937年）属山西省第五专员公署。
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四年（1941-1945年），先后隶属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三专署、太岳行署第二专署、太岳行政公署第一专署。 1949年属长治专署。
1958年8月，长子县、屯留县合并为屯长县，归晋东南专署管辖。同年11月，撤销屯长县，并入长治市。
长子县为联社，直属长治市 *** 。 1959年6月，又恢复屯长县。
1961年屯长县分治，长子复为县，属晋东南专署管辖。 1971年属晋东南行署。
1985年7月1日，实行市管县体制，长子县属长治市辖。县人民 *** 驻城关镇。
3.关于长治的历史
西汉名将冯奉世靖边安邦，功垂青史
后赵皇帝石勒：字世龙，后来汲桑给他改姓石名勒.他乘西晋大乱，以十八起起兵。
东晋高僧法显：（337—422），上党襄垣（今山系襄垣县）人，我国东晋时代的高僧，杰出的旅行家、翻译家、地理学家、著作家。是我国僧人到“西天”（今印度）研究佛学的第一人。比唐僧玄藏到西天取经早200多年。
历算家李业兴：（489—549），上党长子人（今山西长子县）。西北朝时北魏著名数学家、历算家。
王彦：（1090—1139）字子才，北宋时期上党（今长治市）人。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将领。
暴昭：明朝时期的潞州羊堡里，即今天的长治市郊区店上乡杨暴村，刑部尚书暴昭就出生在那里。
连楹：（1354—1402），字子聪，号栋宇，明朝潞州襄垣（今山西襄垣县）人。
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
栗应麟与栗应宏：明朝嘉靖年间，潞安府（今长治市）的栗应麟、栗应宏兄弟二人 在诗歌文学方面颇有造诣，风格独具，自成一家，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家。被称为 “栗氏双杰”。
任环：自应乾，号复，“世为潞安”（今长治市）人。
吴阁老：字子美，号铜川，山西沁州（今沁县）徐村人，生于1637年3月26日（明 崇祯十年三月一日）。他是康熙皇帝王的股肱之臣，是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任务。他在 清初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逐步统一全国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抗日英雄魏城民：原名关有维，
爱国将领武世敏：武世敏
爱国议员石璜：字子佩，乳名起首，1877年出生在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平顺县兰 岩村。
音乐家常苏民：原名常效春，
全国劳模李顺达：（1915年-1983年），出生于河南省南林县，15岁逃荒要饭来到 山西平顺县西沟村。
人民的好医生赵雪芳：赵雪芳于1936年12月出生于山西省阳城县李疙瘩乡次滩村一 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清代16名家分别为：苏元春、龚继昌、陈鸣志、刘倬云、李廷箫、卞宝第、刘毓楠、文启、李镐、邓宗衡、叶伯英、魏光焘、夏献云、何枢、刘凤仪、郭从矩。
郭从矩：字戒逾，号心吾、定轩。山西长治人。2甲22名进士，散馆授编修，屡充顺大、会试同考官。外官至湖南盐法道。
4.韩店镇的历史
韩店镇设置时间只有30多年，但韩店却是很有些历史了。据说在隋唐时，这里是通往京都长安的大道，每日里车辚辚，马萧萧。最早在这里开店的人姓韩，有一天傍晚，突然来了一主一仆两个人，举止行为很有些气派，开店的韩老汉热情款待，第二天一早，两位客人离店时，问明了老汉姓韩，其中气宇轩昂的那一位，从灶火中捡起一块火炭，在店铺墙上大大地写了两个字：韩店。两个人走后，韩老汉才知道来客是当今皇上李世民。消息传开，人们纷纷前来，于是这里成为上党大镇。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
元末明初，这里发生过一次韩店大战却是真的。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虽然做了皇帝，但还没有统一中国，潞州还在元人手里，于是派兵攻打，元将扩廓帖木儿遣韩礼儿援潞州，与明偏将杨憬遇于韩店，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朱元璋终于打败了元军，夺取了潞州。 韩店1956年置乡，1959年改为人民公社，1984年设镇，初为城关镇，辖12个行政村。在这12个行政村中，与韩姓有关的还有2个，一个是韩川，一个是东韩，细究起来，也许和韩店都有点瓜葛。其余村名和姓氏有关的还有西苗、东苗和南王庄。但最有“追溯意义”的有两处，一是黎岭，一是经坊。
黎岭是很古老的一个地名。黎岭俗名羊头岭，传说岭上原有6只羊，后来有5只跑到了广州，因此广州又名五羊城，剩下一只变成金羊头，埋在了岭下，故名。传说很有些荒诞，实际上黎岭是炎帝在上党建立耆国的地方。《竹书纪年》说：“炎帝，初国伊，又国耆，合称又曰伊耆氏。”《尚书传》接着解释说：“耆即黎也。”黎就是黎岭，清《长治县志》说得明白：“黎侯岭，县西南三十里，黎泉出焉，有黎侯亭。”如今黎岭已被长治县开发为黎岭公园，成为人们凭吊炎帝、寻古访幽的一处胜地。关于经坊，则和商业繁荣有关。长治县古为冶铁之地，汉朝时就设有铁官，到了明清，荫城成为北方最大的铁货集散地，而经坊是连接荫城的要道，铁业的兴盛，带动了服务业的繁荣，经坊的大道两旁，纷纷建起了酒坊、饭坊、酒肆，南来北往的铁商大都在此处歇息，取经营作坊之意得名经坊。
5.长治城区李家庄村来历怎么来的
山西长治城区延安南路街道李家庄村
李家庄村地处长治市南郊城乡结合部，北临市区，南靠淮海、清华、惠丰三大厂，东望塔岭山旅游区，西接城南生态苑。延安南路与城南东街穿村而过，交通便利、区域位置优越、网络基础设施齐全，是典型的城中村。村庄占地面积316亩，全村2019户，其中农户216户；人口6120人，其中农业人口810人，农业劳动力430人。党员48人，其中妇女党员12人，分为6个党小组。 2007年，李家庄村被区委区 *** 确定为首批城中村改造示范村。
6.壶关辛村村历史
三昭桥，位于辛村，建于清代，高6米，宽6米。
壶关县集店乡辛村村地处壶关县城北8公里处，距长治市15公里，省道青李线穿村而过。辛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物产丰富。
分东、南、北三个街，有11个生产队，10个党小组，从2004年起小队核算，变为大队统一核算单位，全村总人口为560户，总人口为248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48人，男劳力855人，女劳力760人，砂种土地2480亩，设有党支部1个，村委会1个，支村两委班子健全，支部共有党员79名，其中女党员6名，40岁以下的党员人数6名，40-60岁的党员为36名，60周岁的党员37名。
7.长治北董城中村改造是大产权吗
一、是否为大产权房很容易判断：
1，我们所说的商品房（大产权房）是要"五证"俱全的，可以按揭，而小产权的房子不会在交易市场备案和交易的，也不可按揭贷款购买的。
2，大产权的商品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性质的（可以办理出《国有土地使用证》），小产权多为集体土地性质的（办理不出《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3，大产权房是可以办理出预售证的，而小产权房是明令禁止买卖的，更不用说没有预售证了。
4，大产权房是可以网签，在房管局做备案的，小产权不能在房管局做备案的。
5，大产权房是可以支持银行按揭贷款的，小产权房是不能做银行抵押贷款的。
二、所谓“小产权”是指在农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其产权证不是由国家房管部门颁发，而是由乡 *** 或村 *** 颁发，所以叫做“乡产权”，又叫“小产权”。
三、乡镇 *** 发证的所谓小产权房产，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产权。这种房没有国家发的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购房合同国土房管局也不会给予备案。所谓产权证也不是真正合法有效的产权证。
希望有帮助，还望点击！
山西长治的发展情况怎样？外地人在这里有发展前景吗？请熟悉此地情况的朋友进来帮忙 (四)
最佳答案长治市是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于1945年10月建市。曾当选2004年度中国十大魅力城市。
【地理位置】
长治市，地处北纬35°50'--37°08'，东经113°01'--113°40'，东倚太行山，与河北、河南两省为邻，西屏太岳山，与临汾市接壤，南部与晋城市毗邻，北部与晋中市交界。
为太行山，太岳山所环绕，构成高原地形，通称“沁潞高原”，又称“上党盆地”。境内山地、丘陵、盆地纵横交错，海拔大都在800--1500米之间，最高的太岳山北台顶，海拔2453米。
【人口】
2007年末，全市总人口为3237526人，人口密度达到235人/平方公里。城镇人口比重达到39.61%。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3.66%。
【自然灾害】
主要为干旱、冰雹、洪涝。2007年的自然灾害给13个县（市、区）均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受灾人口达到113.9万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178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59.4万亩，倒塌住房2729间。
【气候与灌溉】
长治属典型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年平均气温在4.9--10.4摄氐度之间，气候条件与避暑山庄承德相近。1月份最冷，平均最低气温为-6.9摄氐度；7月份最热，平均最高气温为22.5摄氐度。号称“无扇之城”。年日照时数2418-2616小时，一般年降水量在537.4-656.7毫米，7月最多，为132.2毫米，1月最少，为5.5毫米，年平均无霜期在156.8-181.9天，年平均风速为1.5-3.0米/秒之间。
长治各月平均气温：
一月：零下6.9 二月：零下3.4 三月：3.7 四月：11.7 五月：17.4 六月：20.5 七月：22.5 八月：20.5 九月：15.6 十月：9.8 十一月：2.6 十二月：零下5.6
【资源】
土 地
境内的土地总面积为138.9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30.7万公顷（1985年），宜林地面积27万公顷，有林地面积19.9万公顷，牧坡20余万公顷。
林 木
境内共有森林面积39万公顷，其中成林面积3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23%，木材蓄积量1100万立方米。沁源境内的灵空山，属太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活立木蓄积量289837立方米，主要树种为油松，占林木总量的62.3%。
水 源
境内属北方地区的相对富水区，水资源总量为17.9亿立方米。
牧坡草地
草地主要分布于沁源。
矿 产
上党地区的地下资源十分丰富，矿藏种类达40多种，煤、铁藏量尤为丰富，素称“煤铁之乡”。地质储量为906亿吨，探明储量为242.9亿吨；除沁县、黎城、平顺3县外，其余县、区均有分布，煤种有肥煤、焦煤、瘦煤、无烟煤，以无烟煤为主。铁矿的探明储量为1.4亿吨，矿石品种有赤铁矿、褐铁矿、赤褐铁矿和菱铁矿，矿床的类型为山西式铁矿。主要分布地区为黎城、平顺、壶关、襄垣、武乡、沁源等县。锰铁矿的探明储量为5713万吨，矿石类型主要为含锰菱铁矿和含锰赤褐铁矿，工业分类称屯留式铁矿，分布于沁源、屯留、长子等县。铝土矿的探明储量为5713万吨，主要分布于沁源、襄垣。硫铁矿的探明储量为1462万吨，主要分布于长治、壶关等县。耐火粘土的探明储量为1606万吨，主要分布于沁源、长治等县。大理石探明储量为1400万立方米，主要分布于平顺、壶关、陵川等县。长治市的熔制白云岩就有5827万吨，主要分布于黎城、潞城等县，还有铁矾土、硅石、石膏等，分别分布于沁源、平顺、黎城、襄垣、潞城、长治等县。其他矿藏还有钒矿、钛矿、镓矿、电石灰岩、制碱灰岩及铅、锌、铜等。
野生动物
境内的野生皮毛、肉用、羽用、药用等经济动物，主要有狐、蛇、獾 、野兔、野猪、黄羊、黄鼬、狍子、麝、豺、青羊、猴子及各种鸟类。有害动物有狼、野猪、獾、野兔和鼠类等。害虫天敌有鹰、猫头鹰、黄鼬、啄木鸟 、燕子等。
野生植物
境内群山环列，盆谷相间，地形复杂，各地有不同类型的小气候，从而形成植物资源独具的区系分点，有种子类野生植物，还有蕨类、菌类、藻类、苔藓等。
水利资源
长治是华北地区相对富水区，主要河流有海河流域的浊漳河、清漳河、卫河，以及黄河流域的沁河、汾河支流。全市水资源总量为22.96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量为19.86亿立方米，地下水量为10.83亿立方米，重复水量为7.73亿立方米。全市现在漳泽、后湾、关河3座蓄水一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和105座中小型水库，总库容量10亿立方米。
农林资源
长治市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小麦、谷子、豆类、薯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党参、潞麻、苹果、核桃、柱子、花椒等；主要名优特产有：沁州黄小米、潞麻、潞党参、黄芪、连翘、木耳、沁源松蘑菇、黄花菜、花坡蕨菜，黎城柿饼、绵核桃、平顺大红袍花椒、马铃薯，长子青椒；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的绿色农产品已达81种。林业资源有宜林面积735万亩，实有林地585万亩，其中天然林173万亩，经济林165亩，林木蓄积量达110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23%。牧业资源有宜牧面积480万亩，已开发草场271万亩。
【产业】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初步核算，全市实现生产总值（GDP）255.66亿元，绝对额增加49.64亿元，增长14.8%，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高于全省1.6个百分点；超额完成了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12%的目标，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人均GDP 7992元（按1:8.2767汇率折算为966美元），可比增长12.5%。
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第一产业增加值27.44亿元，增长0.2%；第二产业增加值153.45亿元，增长21.3%；第三产业增加值74.77亿元，增长10%。一产比重稳步下降，二产比重上升较快，三产因受非典影响比重略有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由上年的12.8：54.3：32.9调整为10.7：60.1：29.2。
宏观经济效益稳步提高。2003年全市财政总收入36.52亿元，增长41.6 %，财政总收入占GDP 的比重达到14.3%，比上年提高1.8 个百分点。全市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16亿元，增长40.9%，增收3.82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执行27.61亿元，增长24.2%，增支5.39亿元，较好地保证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税收保持高平台上的继续较快增长，全年国税系统组织税收收入23.13亿元,增长42.5%;地税税收收入9.15亿元,增长29.9%。宏观经济景气保持高位运行，反映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信心与预期 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年末达到128.9点，比上年提高5.6点。
2009年长治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1779090万元，为年预算的101.33%，比上年增长11.51%，增收183595万元，在全省名列第二位。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实力提升较快。2003年13个县市区生产总值175亿元，增长15.5%，较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近10年来首次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县区财政总收入21.44 亿元，增长53.5%，当年新增6个亿元县，年末全市已有11个县市区财政总收入超过亿元，其中潞城市达3亿元；潞城市店上镇财政总收入1.4亿元，成为全省第二个亿元乡镇。县市区一般预算财政收入8.23亿元，增加2.48 亿元，增长43.3%，潞城市、郊区、襄垣县一般预算收入跨越亿元。
市场物价继续回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102.4%，比上年上升2.4%，比2000年上升6.8%，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居住类价格比上年分别上升7.4 %、0.2%、2.2%和1.9%。各类生产价格指数较大幅度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升19.3%，其中冶金部门上升26.7 %，电力上升6.9%，煤炭及炼焦上升31.3%，化学工业上升1.9%；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30.6%。
社会形势稳定。就业机会增多，年末全市从业人员150.7万人，比上年末增长3.6％。新增就业岗位3.26万个，城镇从业人员达到45.12万人，其中国有、集体及其他经济类型在岗职工29.9万人，增加2146人；农村从业人员105.58万人。再就业工程取得新进展，通过多种途径使5404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储备再就业岗位8000余个，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达到71%。年末城镇登记失业者人数563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8%，比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社会治安及安全生产状况有所好转，刑事案件立案数比上年下降5.5%，作案成员减少3.9%；交通事故发生数比上年减少16.2%，火灾事故发生数上升13.4%。
农业
2003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8.79亿元，种植业占68.5%，林业占6.3%，牧业占23.8%，渔业占0.2%，农林牧渔服务业占1.2%。蔬菜、畜牧产值比重达到全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49.3%，成为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
种植业结构继续向优质、高效型转化，市场化特点更趋明显。在全市耕地和总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经济作物面积不断增加，总体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区间。总播种面积30.65万公顷，减少3.5%；粮经比例由上年的83.6:16.4调整为82.3:17.7；2003年末，全市实有耕地面积33.96万公顷，减少3.5%。
农作物产量下降。全年粮食总产量13.41亿公斤,下降7.4%；蔬菜总产量14.47亿公斤,下降0.8%；油料总产量1836万公斤，下降27.4%；棉花总产量8万公斤，下降35.7%。
林业生产快速发展。继续以建设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大规模植树造林，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5.27万公顷，其中退耕还林2.03万公顷，太行山绿化工程完成2.14公顷，新增 干果经济林1.1万公顷，通道绿化1579公里。幼林抚育实际面积2.03万公顷。
畜牧业生产稳定发展。规模化经营、特色化养殖水平不断提高，畜牧龙头企业、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加快发展。全年猪牛羊肉、禽蛋、牛奶产量分别为9.16万吨、4.1万吨和1.59万吨，分别增长6.7%、14%和28.7%；猪、牛、羊、驴存栏和出栏数均保持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年末全市农田有效灌溉面积7.48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当年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8千公顷；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5.93万公顷，增长10%；年内265处饮水解困工程全部竣工，新解决饮水困难人口20.66万人。通电、通自来水、通公路、通电话的行政村占总村数的比重分别达到99.9%、64.8%、99%和93.1%。全年农村用电量4.55亿千瓦时，增长6.6%；农业机械总动力123.77万千瓦，增长6.9%；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9.74 万吨，地膜覆盖面积 3.16万公顷。
农村经济在改革中继续发展。全市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239.86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其中非农经济收入比上年增长19.6%。绿色农业长足发展，依托自然优势，建成开发了20条产业带，积极开发新产品，至年末已有112种绿色农产品通过国家认证。农村私营个体经济和第三产业加快发展，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贸易业、餐饮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增加2.6万人，增长7%。有效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农民人均减负54元。乡镇企业生产效益提高，全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74.48亿元，增长57.6%；入库税金8.34亿元，增长71.9%。
工业与建筑业
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全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132.47亿元，增长17.7%。其中规模工业企业（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以下同）完成增加值94.5亿元，增长29.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60.5亿元，增长23.8%；集体企业完成4.3亿元，增长31.9%；股份制企业完成15.2亿元，增长36.2%；外资及港澳台企业完成0.4亿元，增长110.8%；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完成14.1亿元，增长17.5%。重工业发展较快，轻工业增加值3.1亿元，重工业增加值91.4亿元，分别增长21.9%和33.7%，轻重工业的比例为3.3:96.7。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较上年有不同程度提高。 原煤 3297.8 万吨，增长27.3%；洗精煤645.2万吨，增长54.8%；机焦437.5万吨，增长60%；发电量93.17亿千瓦时，增长18%；生铁301万吨，增长32.9%；钢143.2 万吨，增长14.5%；钢材147.2万吨，增长24.3%；水泥212.2 万吨，增长12.5%；交流电机54.2万千瓦，增长35.4%；化肥36.7万吨，下降6.1%。
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实现利税总额40.4亿元，增长117.6%，其中利润19.53亿元，增长307.4%。产品销售收入225.7亿元，增长63.4%。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31.3，比上年提高37.9点，为1992年核算该指标以来的最好水平。资本保值增值率为132.1%，产品销售率为98.6 %。
全市四级及四级建筑企业90家，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9.6亿元，比上年增长35.5%，其中竣工产值12亿元，增长7.6%；实现利润4580万元，比上年增长16.8% ；年末职工平均人数3.2万人，增长8.2%；全员劳动生产率5万元/人，增长13%。全年房屋施工面积284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 67万平方米；房屋竣工面积121万平方米，增加 12万平方米。
固定资产投资
200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7.86亿元，增长87.3%。其中国有及其他单位共完成投资116.49亿元，增长92.8%。在国有及其他单位投资中，基本建设完成51亿元，增长118.7%；更新改造完成29.89亿元，增长92.5%；其他投资28.56亿元，增长70%；房地产开发投资7.05亿元，增长48.4%。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施工项目587个，其中新开工项目446个，本年投产项目339个，新增固定资产55亿元。重点工程长晋公路（长治段）、农网二期、漳山电厂、王曲电厂、赵庄煤矿等进展顺利。
房地产发展形势较好。2003年，商品房销售面积28.38万平方米,增长121.4%,其中，住宅24.97万平方米，增长131%；商品房销售额4.08亿元,增长173.8%，其中，住宅2.9亿元，增长158.9%。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和效益：原煤开采390万吨/年，洗煤72万吨/年，焦炭210万吨/年，生铁106万吨/年，炼钢220万吨/年，水泥56万吨/年，造林面积2.5万亩，火力发电46.2万千瓦，新建改建公路337公里，移动通讯基站13个，程控交换机3万线。
交通运输、邮电和旅游
航空运输实现突破，长治至北京、长治至上海、长治至成都、长治至大同、长治至广州五条空中航线，2008年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27万人次。
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长邯高速公路通车运营，完成了长晋高速路基桥涵工程，长太高速奠基开工，长临高速展开前期准备工作，一个以长治为中心，东至青岛，南达澳门，西通新疆，北连太原的“十”字型高速公路主骨架呼之欲出。全年完成公路建设总投资8.8亿元，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25公里，年末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4967公里；高次级路面里程3779公里，增长7.2 %；新建农村公路1380公里，建成红色旅游路39公里。
全年公路货运量5999.2 万吨，增长2.9%；公路货运周转量39亿吨公里，增长2.1%。公路客运量3201万人，公路客运周转量17.54亿人公里。
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38亿元，增长44.8%。其中，邮政业务总量8231万元，增长21.5%；电信业务总量8.56亿元，增长47.6%。全年邮寄函件436.71万件，包件9.21万件；报纸353.52 万份，杂志164.34万份，特快专递16.36万件。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普及和提高，年末互联网固定拨号上网用户累计达12.24万户，增长85.5%。通讯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市话交换机总容量达60万门，增长20.4%；年末本地电话用户55.12万户，新增12.12万户；其中市话用户达到36.07万户，新装电话6.07万户；乡村电话用户19.05万户，新装电话6.05万户；全市移动电话发展到45.77万户，其中年内新增13.77万户。全市电话普及率达到32部/百人。
全市形成24条旅游线路，对外吸引力迅速上升。年末全市共有14家旅行社和7家星级宾馆。在受到非典重创后，全市旅游总收入仍达7.27亿元，下降10.2%，其中国内旅游总收入7.2亿元，下降9.6%；国际旅游收入78.8万美元，下降52%。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304万人次，下降12%；海外游客1411人次，下降51.8%，其中接待外国人1271人次，港澳台胞140人次。
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突破50亿元，达到50.45亿元，增长16.3%，增幅提高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市场实现零售额25.7亿元，增长19.1%，对全市零售额的贡献首次超过城市。按营业方式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零售额43.61亿元，增长13.4%；餐饮业实现零售额4.29亿元，增长18.6%；其它行业实现零售额2.55亿元，增长10.1%。
全年全市进出口总额5163万美元，增长10.5%；其中出口2586万美元，增长39.4%；进口2577万美元，下降8.5%。出口中，加工贸易额70万美元，实现新突破，焦炭、生铁、铸件、金属镁、土特产出口发展较快。新批外商投资项目4个，协议利用外资3669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62万美元，下降27.4%。
金融和保险业
金融业健康平稳运行。各项存款快速增长，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突破300亿元，达315.89亿元，比年初增加72.4亿元，增长29.7 %。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314.39亿元，较年初增加72.26亿元，增长29.8%，增幅、增量均创1996年以来的新高。城乡居民储蓄继续增加，本外币储蓄突破200亿元大关，达219.16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达217.91亿元，比年初增加33.92亿元。各项贷款较快增长，信贷结构得到优化。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17.19亿元，比年初增加54.49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14.79亿元，比年初增加54.54亿元，增长34%，增幅、增量创1993年以来新高。人民币短期贷款余额145.3亿元，比年初增加28.17亿元；中长期贷款余额46.8亿元，比年初增加11.92亿元；居民个人消费信贷余额11.17亿元，较年初增加5.74亿元。
保险事业日益兴旺。平安保险公司进入长治市场，年末驻市保险公司达到5家。全年承保金额300.65亿元,其中财产险212.37亿元，人寿险88.28亿元。各种保费收入6.16亿元，增长32.3%， 其中财产保险收入1.44亿元，增长12.5%；寿险保费收入4.47亿元，增长52.9%；健康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2477万元，下降45.7%。赔款支出金额8678万元，增长1.3 %；其中财产险赔付金额7276万元，寿险给付金额930万元。
【交通】
公路、铁路、航空纵横交错。境内有太焦和邯长两条国家铁路干线，贯穿南北西东。207、208国道纵贯南北，309国道横穿东西，“四纵四横”的公路主骨架北接太旧高速公路，西连大运路，直达西部腹地。
长邯高速公路全线贯通，长壶一级路建成通车。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113公里，其中等级公路里程4793公里。新建农村公路1084公里，村村通总里程达到5741公里，行政村油路通达率91.8%。建成山西省第二大空港长治至北京、长治至大同、长治至广州、长治至上海、长治至成都等空中航线相继通航。全年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27万人次，货运量4.8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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