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市现代化安全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
答推进城市现代化安全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1）甘肃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政法委部署要求，省委决定，今年在5个地级市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积极探索欠发达地区市域社会治理新路子。1至10月，5个试点市刑事案件、命案同比分别下降7.6%、48.6%，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主要做法是“五个一”：
一、编制“一套方案”，绘好试点工作“路线图”。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省委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将试点作为全省政法工作三年大提升的标志性工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试点方案》，确定试点工作总体框架。组织领导上，省委决定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的平安甘肃建设领导小组，5个试点市均成立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政法委牵头、20多个部门参与的领导机构，建立起党政主导、部门主责、基层主抓的领导工作格局。建设内容上，按照“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总体思路，提出法治氛围、道德风尚、群众自治等6个方面的总体目标，围绕完善共治格局、打造工作网络、优化治理方式、建强支撑保障等4个方面内容，确定20项重点任务，设置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群众安全感等5项否决性指标，强力予以推进。分类指导上，统筹考虑经济、地域、民族等特点，确定兰州、天水、酒泉、张掖、金昌5个市进行试点，要求试点市在全面完成重点任务的基础上，省会城市突出示范引领，民族地区突出宗教和顺等，努力探索具有甘肃特色、时代特征、市域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
二、设立“一个体系”，树起试点导向“指挥棒”。积极探索创新平安甘肃建设协调机制，加强考核评价体系建设，科学引导各地有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平安甘肃建设责任制考评奖惩办法》，省委、省政府与所有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央驻甘单位和各市(州)党委政府等204个部门单位签订平安建设目标责任书，第一次实现平安建设责任制全覆盖。始终把考核奖惩指引作为“指挥棒”，将试点工作重点任务纳入平安甘肃建设目标责任书，制定考评细则，增加试点工作在平安建设中的权重，建立严格的督促检查、定量考核、评价奖惩制度。第一次研发平安甘肃指数，设置公共安全、矛盾纠纷调处、便民服务等9大类133项指标，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测社会治理成效，实现精准化预警管理，指导试点市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
三、做实“一个载体”，打造社会治理“综合体”。加快推进综治中心建设，发挥好服务群众、信息收集、预警督办、矛盾化解等职能作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效工作载体。省上抓规范指导，制定《甘肃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全面推动建设规范化、实体化综治中心，做到有机构编制、有办公场所、有工作经费，目前全省已有50%的市(州)成立事业编制的综治中心，82%的县(市、区)、97%的乡镇(街道)建成综治中心。张掖等市为所有乡镇(街道)增加一名党委委员兼任政法委员，统筹指导综治中心工作。市县抓集成应用，酒泉等试点市将综治中心打造为汇聚社会治理资源的重要平台，整合司法、人社、国土、民政、住建、信访等部门单位力量，推行“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的运作模式，建立“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等工作协调制度，实现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
四、搭建“一个平台”，厚植融合共享“智慧树”。为解决社会治理资源分散、标准不一、功能不一等问题，第一次统一建设平安甘肃信息化支撑管理平台，首先在5个试点市布建运行，逐步实现对相关信息的实时感知、统计调查、研判预警、联动处置。打破信息壁垒，建设1套标准规范体系、1个政法大数据中心，打通信息联通渠道，将200多个部门单位涉及社会治理的数据全部接入，实现政法综治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完善功能模块，设计涵盖社会治理各要素的政法基础业务、平安甘肃专项业务等5大应用平台、400多个子系统，实现对社会治理的全面持续支撑。发挥平台功能，积极对接市域需求，设置开放端口，鼓励各地进行自主性、差异化设计，不断完善智辅决策、智辅监管、智辅服务等功能，为常态化、科学化预测预警预防提供有效支撑。
五、完善“一套机制”，形成多方联动“共治圈”。指导试点市积极推进具有牵引带动作用的工作机制建设，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综治中心牵头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张掖、酒泉等试点市在各县(市、区)依托综治中心(矛盾纠纷联动调处中心)，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诉前调解、专业调解以及信访化解力量集中办公，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接待、一条龙调处、一揽子化解”。完善“六位一体”的社会治安防控机制，构建智能化技术防控网、常态化治安巡逻网、精准化风险预警网、明晰化公共安全网、多元化社会共治网、专业化处突维稳网，目前全省全面建立治安户长、网格员、群防群治以及专业化应急处突4支队伍。完善便民利民的公共服务机制，兰州市将公共服务方面48部热线全部纳入12345民情热线，整合政府服务职能，实行“一号受理、分类转办、跟踪回访”;天水市将民生服务和呼叫平台融入综治中心，实行“一窗口受理、一中心办结”。完善公众参与的民主协商机制，张掖、金昌、天水等地通过基层党组织引领推动多元参与，畅通公众参与的规范化协商议事渠道，建立“和事佬”协会、“邻里帮帮团”、民情“连心扣”等机制和模式，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让身边人解身边事”，实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
推进城市现代化安全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2）
在全国新任地市级政法委书记培训示范班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做开班讲话，首次提出“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概念，明确了树立“五大导向”、优化“四大体系”、提升“七大能力”的具体要求，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理清了工作思路，提供了基本路径。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夯实平安建设根基”指示要求的顶层设计，是契合中国国情、中央部署、时代要求和基层实际的具体实践，是对基层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科学指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由中央统筹推进市域层面社会治理工作，将有力推动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要求在基层的落地落实。只有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才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社会安全稳定。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治理层级。只有抓好“市域”的安全稳定，才能维护社会全局的安全稳定。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人民美好生活。“市域”是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贴合的治理空间，是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是掌握群众需求、解决群众诉求的责任主体。只有在“市域”层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事关党的执政基础。中央直接主抓“市域”治理，是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关键举措，将有力推动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改进作风、担当作为。只有抓牢“市域”治理，才能实现治理责任下沉，压实基层党员干部工作责任，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推进城市现代化安全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3）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xx市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是指以地级市的行政区域为范围，依靠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主体，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对辖区内的人民、事务、组织等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总和或过程。市域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枢纽角色和作用。以xx市为例，当前正处于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要在既有基础上寻找深化之路、实现在新时代市域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面临诸多挑战，亟需深入研究并予以破解。
一、xx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实践
(一)坚持党建引领。xx市强化党建引领，加强市域社会治理力量和资源统筹。一方面，以“五星达标、3A争创”“五星达标、和美家园”创建活动为载体，强化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基层党建全域提升引领市域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全面加强基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以集中培训、基地跟学、师徒结对等方式，提高其能力。制定并实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底线管理标准、党员干部面对群众“十条忌语”等，促进党组织书记作表率、守规矩、履好职。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一是以保民安赢民心。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加大对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击力度，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危化物品、敏感物资、寄递物流、网吧、民宿等行业领域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二是以集民智聚民力。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体制机制，激发、调动“红枫义警”“五邻社”“越乡村嫂”等一大批基层群众，开创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新局面，打造市域社会治理新增长点。三是以纳民言重民意。把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暴、“两抢一盗”、电信网络诈骗、校园安全侵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打击整治重点，健全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三)坚持防范化解矛盾。把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和防范风险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一是及早防范，严把矛盾风险源头关。推广应用寄递实名信息采集系统，实现寄递信息实时采集、实时比对、实时预警。加强民宿行业治安监管，全市291家提供住宿服务的民宿(农家乐)实现“民宿移动采集系统”安装应用全覆盖。全面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做到把问题解决在决策前。二是及早发现，严把矛盾风险化解关。建成市、县两级大调解平台7个，乡镇平台118个，形成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元主体互动的矛盾化解体系。在交通、医疗、社保等13个行业设立69个专业调委会、157个调解工作室。注重培养专业调解人才，建立专职调解员队伍，充实基层调解力量。三是及早处置，严把矛盾风险管控关。全面整合各类防控力量和群防群治队伍，开展治安大巡防活动。加强社区矫正人员、刑事解教人员、精神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管控，再犯罪率和脱漏管率均低于省定标准。
(四)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基础。一是做强乡镇(街道)治理单元。深入推进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着力打造乡镇(街道)治理中枢，按照社会治理“一张网”要求，规范机构设置、加强人员配备、改善运行模式，推动行政资源、服务资源有效整合。二是做细市域社会治理细胞——“全科网格”。以农村80—120户、城市300户以下为标准，彻底整合原先的“七网八网”为一张“全科网”。切实发挥好网格员的信息员、服务员、宣传员作用。三是做专市域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广大乡贤及其组织在反哺家乡、奖教助学、扶危济困、道德示范、矛盾化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培育发展1832个村级乡贤参事会(占全市村、社区总数的72%)，会员20918名。
二、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公共安全风险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是现代公共安全风险的最大特征。比如极端个人事件、生态环境危机、债务危机等，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恐慌传导。当前群众对环保、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公共安全风险的“燃点”和耐受度不断降低，一些以往的“普通事件”容易通过传播发酵引发公众负面情绪，甚至触发恐慌。
2.风险的易触发性和复杂多变性。当前自然和人为的致灾因素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一些“天灾”受到“人祸”而放大影响。社会流动加剧，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违法犯罪空间扩大、链条拉长、机动性增强，既有社会矛盾和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潜在风险源不断增多。
3.风险的监管缺位和机制不健全。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反恐防暴斗争复杂严峻，人员管控压力逐步增大，重点场所目标防范漏洞仍然存在。安全生产工作量大面广，执法代替管理的现象广泛存在。同时新兴行业领域不断出现，导致安全监管盲区随之而来，安全监管责任难于落实。
(二)社会结构调整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 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增多。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短期内由于政策调整及配套措施不能及时跟进，各种矛盾纠纷多发、易发，且相互交织，城乡利益调整面将更大、更深刻，各方利益博弈冲突更为激烈，既对大局稳定、社会安定、公共安全等提出更高要求，又使社会治理难度增大、隐患增多。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劳动争议、涉法涉诉等问题诱发的群体性事件及参与人数不断攀升。
2. 信访压力和金融案依然严峻。当前由利益问题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不少，涉及的群体多、领域宽、诉求多，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思维仍根深蒂固。总体信访维稳形势仍较严峻，越级上访居高不下，信访案件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一些全国性、全省性的非法集资风险扩散到外地，外地输入型非法集资风险急剧上升，致使部分投资人经济损失较大，维稳压力增加。
3. 心理问题和价值取向的错位。当前，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学业、竞争等心理压力加剧，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精神疾患、抑郁自杀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扭曲的心态、变异的心理，情感、理智和行为上的“错位”，使得报复社会、应激恶性案件等风险增加。
(三)网络技术革命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网络犯罪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利用网络谣言、舆情炒作等使社会热点发酵，进而带来群聚事件屡见不鲜。传统违法犯罪借助网络蔓延，利用信息技术进行黄赌毒、盗窃、诈骗、传销及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快速增多。因网络漏洞造成秘密失泄、基础数据改变蒸发，进而引发金融紊乱、供电中断、交通瘫痪等公共安全事件将进一步增多。
2.网络空间治理缺乏有效的手段。以手机为基本平台的网络社会，使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甚至社会行为以新的机制形成，传统的社会管理已难以奏效。具体表现为：手段不适应，现有的新闻管理方式手段和工作机制有待完善;管理缺乏支撑，对一些网站的查处存在处置效率低甚至无法处置等问题;治理缺乏震慑，查封的处置权限、约谈等措施没有震慑力;风险缺乏评估，缺乏网络舆情风险的评估意识和工作机制，容易导致舆情的发酵和事件的复杂化。
3.平台整合数据共享进程有差距。网络技术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数据信息炸裂式增长，但操作平台分散，大部分不能互通，还存在不断新增的趋势。部门数据鸿沟、数据壁垒依然存在，重要信息无法共享，多头采集、更新不快、利用不足等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如一些村级网格员要熟练掌握十来个APP采集信息方式，一些镇级指挥室有七八种系统接入，并要分别受理、处置各个平台的事件和信息。
(四)履职能力不足带来新问题、新挑战
1. 部分工作理念不够适应。市域社会治理涉及众多主体与对象，需要统筹全局、系统治理、整体发力。但在现行条块分割的体制下，不少地方和部门，仍存有老观念、运用老方法，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中，仍存在“做自己会做的,而不做自己应当做的”，有时出现治理“真空”，有时又存在交叉治理，甚至存在“文件打架”。一些基层干部还存在“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老思想，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破解难题的能力不足。
2.社会参与程度不够深入。培育、引导、推动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办法和措施仍然不足，群众自治队伍相对缺乏，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不够，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未充分发挥。一些地方社会组织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人员专业素质管理水平不高，在社区教育、社区治安、流动人口管理等基层治理方面存在参与领域不广、不深，发挥作用及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
3. 治理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新时代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有待完善，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多元化参与为补充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还未形成。统筹衔接机制尚不完备，资源共享共用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信息化建设需要继续打通卡口。人才保障机制有待加强，社会治理人才还有一定的缺口，特别是需要大量素质高、能力强、热心肠的网格员、调解员、村官、社区社会工作者等。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思考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要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夯实基层基础等前提下，在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模式、丰富市域社会治理主体、健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下功夫求突破，全面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市域社会治理新格局。
1. 提升党组织统筹能力。加强党对市域社会治理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建统领的政治优势，始终坚持党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好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各级党委统筹谋划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研究确定本地市域社会治理的总体思路、政策导向、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制定出台政策意见。深化完善“堡垒指数”星级管理，定期分析研判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倒排一批软弱落后党组织，加快整转提升。深化“亮旗”行动，全面推进“五星”系列活动，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主动亮剑，带头示范，形成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2. 提升依法办事能力。大力实施“法润xx”行动，使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依法办事的理念深深扎根广大市民的内心，融入到血液。实施“民主法治村(社区)”亮牌提升工程，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法治惠民”工程，健全村(社区)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网络立体化的法律服务模式。培育一批以村(社区)干部、农村党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挖掘一批具有法律知识背景的党员、村(居)民代表以及居住在村(社区)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命名表彰一批“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示范户”，实现家家都有“法律明白人”。
3. 提升文化引领能力。健全“最美xx人”挖掘培育、学习宣传工作机制，实施“千村万户文明示范工程”，设立“新风榜”“功德榜”“和谐榜”等文明榜单，实现德润人心。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依托其开展各类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深入人心的法治小品、法治汇演、法治晚会等乡土气息较强的活动，发挥其中心集聚效应，成为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广泛开展村级道德评议、乡风评议活动，加强身边好人选树培育和学习宣传，组织先进典型“晒、比、读、讲、演”等活动，用好典型示范，汇聚社会善行。挖掘乡土文化，厚植文明乡风，弘扬乡贤文化，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引领。
韩非子是怎么死的？ (二)
答说到韩非，这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韩非是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其尊称是韩非子或韩子。事实上，韩非的背景非常厉害，他是韩王(战国末期韩国君主)之子，与此同时，他也是荀子的学生。作为秦国的法家代表，韩非可以说是备受秦王嬴政赏识，不过，韩非却遭到李斯等人的嫉妒，最终被下狱毒死。值得一提的是，韩非曾被誉为得老子思想精髓最多的二人之一，另外一个人就是庄周。
韩非著有《韩非子》一书，本书一共五十五篇，将近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韩非极为重视唯物主义与效益主义思想，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霸道思想。
前面已经说了，韩非是正儿八经的王子出身，那么，既然是王子，显然是有资格获取王位。不过，虽然有资格成为王子，但是也仅仅是资格而已，对于韩非子而言，他没有实力，更没有机会。韩非的父亲是韩虮虱，也是韩国的二公子，不过后来因为种种关系流落民间，娶了民女生下了韩非。韩非从小就口吃，而且性格内向，平时也是少言寡语。尽管如此，韩非的才能非常高，在十岁的时候，韩非的父亲才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后来，韩非被楚王发现，并回到了韩国，以公子的身份，拥有了自己的封地和食邑。
后来，韩国灭亡，韩非来到了秦国，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李斯对韩非非常嫉妒，后来又利用自己的关系，陷害韩非，并毒害了韩非。韩非之死，其实也是秦国的一个损失。总而言之，李斯之所以要杀韩非，就是担心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是什么? (三)
答极端个人主义，这种过度强调个人权益、追求个人自由和满足个人欲望的价值观，在现实社会中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首先，它可能导致社会道德观念的沦丧。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过分关注个人利益，容易忽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从而导致社会风气的恶化，人际关系的冷漠，社会和谐稳定的破坏。其次，极端个人主义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过度追求个人权益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加大贫富差距，使得弱势群体的权益被忽视，社会公平和正义难以得到维护。此外，这种价值观还可能影响团队合作和社会平衡协作。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人们可能忽视集体利益，导致团队协作困难，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极端个人主义还可能对个人心理健康造成损害。过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可能导致内心的空虚、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长期影响个人的生活质量，甚至引发心理健康危机。最后，极端个人主义可能对国家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在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政治体制可能受到削弱，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可能随之而来，直接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安全。因此，在我国，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遏制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任务。
东汉帝国两次人质事件的过程是怎样的？对今天我们处事立身有什么借鉴意义？ (四)
答东汉帝国的前期和后期，曾经分别发生过两次轰动一时的人质绑架案件：开国元勋马武遇劫案、太尉桥玄之子被劫案。
由于时代以及处置手法的不同，最终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事件过去两千余年，我们再回头审视这两次事件，也许会对那个远去时代人的思想、行为有所了解，对于今天我们处事立身，也有着值得深思的借鉴意义。
开国元勋马武遇劫案东汉初年，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为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大力提倡儒学，奖励气节。明、章、和诸位皇帝继承了其治国理念，明章之治、永元之隆以后，尊师重儒、崇尚道德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上高度重视道德评价，特立独行、高蹈自守的事件层出不穷。报仇杀人、义让资财、扶弱锄强的事件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发生，用劫持人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帮助教育别人的事件。
光武帝建武末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开国元勋、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遇到袭击，被人在家中劫持了！
当时，有个狂生杨政很有才学，深受推崇。他与显贵外戚、信阳侯阴就是好友。一天，杨政听阴就提到马武的威名，就想拜会一下。阴就笑笑说：“马武也是我的好友啊！以前他常来我这里，现在已经很久不来了。你一个小小的书生现在想见他，恐怕不易啊！”
杨政素来做事狂妄大胆，决心教训马武一下。他怀揣利刃跑到马府求见，马武因为心情不好，照例称病，将他拒之门外。杨政大怒，径直闯入杨府，抓住了马武，将一柄钢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厉声斥道：“杨虚侯！尔深受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竟敢如此小视天下英俊！该当何罪？今天你要是敢动一下，我就杀了你！”
马武虽身经百战，却也吓得脸色大变。马府上下大惊失色，以为马武是被盗匪劫持，一片大乱。消息传到阴就耳中，他急忙飞驰而至。阴就当众斥责马武不该小视英豪，以致酿成大祸。又问马武：“你可愿与杨政为友？”马武为保命，赶紧连声答应：“愿意！愿意！”杨政这才收刀还鞘，在阴就的护送之下扬长而去。
马武被人劫持的原因让人哭笑不得，劫持他的人，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儒生——杨政。而且两人素昧平生，从无任何过节。但为何会发生这样一起绑架案呢？
马武是南阳人，是一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东汉帝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他出身草莽，原本是绿林军的人，归顺刘秀的时间较晚。马武虽然战功也算显赫，但从未做过主将，在功臣中不算很突出，排名一直比较靠后。
对于这个问题，马武心里一直很不服气。建武末年，随着大批宿将的去世，他一心想杀敌立功，争取再建新功，也好一举超越排在前面的那些老弟兄。
但由于刘秀自建武中叶统一天下以来，二十余年止戈息武，马武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怏怏作罢。虽然马武曾多次向刘秀请战，却都被拒绝。建武二十四年秋，马武终于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上阵机会。
他被任命为征南大军副将，跟着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南征武陵苗人首领相单程。但因为种种原因，主将马援病死，南征作战打得很不理想。
刘秀大为震怒，连死了的马援都被革爵问罪，马武作为副将也被申饬一顿，只得灰溜溜地回家闭门思过去，很长时间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因为丧失了为国效力的机会，马武变得有些消沉，把自己关在家里生闷气，谁也不想见，就连老友阴就他也懒得答理了。
经过这场大变，马武一点都不恼恨杨政的无礼，没有利用权势去报复人家。他汲取了教训，思想不再消沉，也不再自傲。他下了决心，一如战争年代一样，天天坚持操练，随时准备上阵杀敌。马武的这一转变，不能不说是狂生杨政特殊教育的结果所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马武的耐心和努力等到了机会。到了永平初年，羌人首领滇吾、滇岸兄弟率兵数万杀入陇右，威胁关中，马武再次请缨，终于得到了新君明帝刘庄的批准。
在马武的指挥下，汉军大获全胜。马武成为当时军中最为耀目的一颗将星。此前默默无闻的杨政，也藉此名扬天下。像马、杨之间如此特殊交往的事件，在后世的人看来，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但这就是东汉时代的风气，率直质朴，颇显粗鲁。
从信阳侯阴就对事件的处理方式看，冷静而周全，既保全了人质马武的生命，又保全了绑架实施者的安全乃至面子。最后的结果是，双方皆大欢喜，相安无事。马武与杨政之间以特殊的方式结交，一时传为美谈。但时隔一百多年，发生在东汉末期的另外一起绑架案，起因和结果都不是那么美妙了……
太尉桥玄之子被劫案到了东汉末年，虽然其民德之美，还是一如既往，但政治却日渐腐败。安帝时期开始，法禁松弛，社会混乱，铤而走险的人不胜其数。在京师洛阳，劫持人质的事件就时有发生。而且这样的事情，往往发生权豪富贵之家，屡见不鲜。
东汉末年有一位品德高尚的名臣，名字叫做桥玄。他曾在灵帝时代做过度辽将军、司空、司徒、太尉等要职。桥玄在朝任职的时代，由于皇帝昏庸、宦官弄权，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桥玄一生，功业平平，就是在东汉时代也算不上太出色。桥玄在史上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他对幼子绑架案的处理。
《后汉书》上所记载的绑架事件大概是这样的：
“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嗔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这件事轰动一时，朝野民间都是议论纷纷，就连当时的人也很难理解桥玄的举动，且不要说是如今的人了。由于年代久远，这件事情的具体细节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根据史书上的简略记载，我们可以设想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情节很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桥玄是大官僚，而且是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他很可能居住在洛阳市内某个巷子的高档住宅里。有些打家劫舍、为非作歹的恶人，最喜欢在这些区域生事。年仅十岁的桥玄幼子与往常一样，独自在家门前玩耍。
就孩子而言，没有自我防御能力。而桥府的家人也因为地处闹市，疏于戒备。忽然有三个歹徒，手拿棍棒钢刀，劫持了孩子，冲入桥府，并登上了阁楼。他们挟持孩子，在阁楼上大喊，开出了索要赎金的条件。
家丁们听到绑匪的声音之后忙围了过来。管事的人一面吩咐去请桥玄，一面用好话稳住绑匪。桥玄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与绑匪对话：“快把孩子放了，饶你们不死！”绑匪因为人质在手，有恃无恐：“少废话，快拿钱来，不然，就要了他的小命！”桥玄怒了：“你们这些该死的劫匪，光天化日，竟敢入府劫持小孩，想要钱？办不到！我分文不给！”
桥玄一边和绑匪周旋，一边暗示府里的人尽快去报案。过了一会儿，司隶校尉阳球率领河南尹、洛阳令，带着兵丁赶到，把桥玄的府第团团围住。但人质在绑匪的手上，阳球还是不敢妄动，生怕绑匪狗急跳墙，伤害到人质的生命。所以，他犹豫不决，迟迟没有行动。
桥玄对绑匪的行为深恶痛绝，此刻他也考虑好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向绑匪服软；就算牺牲人质的性命，也要把绑匪逮捕归案，不能助涨恶人的气焰。
桥玄瞪大眼睛，十分气愤地对阳球等人说：“这些绑匪，没有一点人性！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你们快点动手吧！无论如何，先抓住这些贼人再说！”“可是，贵公子在他们手里啊！是不是先把人救下来再说？”阳球道。
“胡说！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无视法纪、为非作歹的奸人，是蔑视国家律令的贼子。这是国家大义所在，绝非个人恩怨，我不能因为爱惜自己儿子的性命，就让这些人予取予求，逍遥法外！”
“你们快动手吧！”在桥玄的一再催促之下，阳球无奈之下，只好发动强攻捉拿绑匪。绑匪完全没有料到，最后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们在绝望中负隅顽抗，先是杀死了桥玄的儿子，然后才束手就擒。可怜这无辜的孩子，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这样白白地丢掉了性命。
是非公论先前马武被杨政绑架的案子，虽说绑架者不以诈取钱财为目的，更像是一个过分荒唐的玩笑举动，但从现在的法律意义上说，应该也算是绑架了。
而从桥玄幼子绑架的案情来看，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案。绑匪以诈取钱物为目的，绑架事主之子，再向事主索要钱财，最后因事主拒绝赎回而撕票。
后世的人们，总是把杨政绑架马武的故事传为美谈，却在一味地指责桥玄处理失当，造成儿子的惨死。比如有的现代学者就对桥玄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桥玄处理儿子被劫持事件，手段残忍而冷酷，为了替自己的残忍而冷酷辩护，他还认定赎回人质是一种“为奸邪开路”，要求政府用法律禁止。
史书强调他牺牲儿子的代价是：“自是遂绝”“保护人质”和“为奸邪开路”，没有因果关系。因保护人质而赎回，是一种对人权的尊重。
自从有人类以来，好像只有桥玄一人，心如蛇蝎。正常人类都舍不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丈夫，惨死于匪徒之手。所以，只要有绑票，就会有回赎；五千年来，有无数次赎回，邪恶并没有收到鼓励！
而史书强调此后再没有发生过劫持人质事件，更是说谎！灭九族都挡不住谋反，仅杀一人而已，岂能制止犯罪？他们指责桥玄“珍禽异兽”，还说“可能是因为桥玄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也许桥玄正要除掉那个幼儿”。又说“虎毒尚且不食子，桥玄比老虎毒多了。这世界上多少恬不知耻的嘴脸和心狠手辣的行为，头上都插着‘大义灭亲’的标竿”。
上面的说法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从史书上记载的桥玄生平来看，他性格刚强，不阿权贵，待人谦俭，虽然屡次出任高官，但不因身处在高位而有所私请。为官清廉，去世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被时人称为名臣。
从这些情况来看，他无疑是个正人君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妄加推测桥玄居心叵测，臆断其因为家庭矛盾而想借刀杀人，这种说法纯属空穴来风，不足为训。现在看来，桥玄之所以一意孤行，不顾儿子的性命而选择强攻绑匪，也许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维护自己天下名士的清誉吧！
虽然说他是为了给天下人做表率，誓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出发点虽然好，但结果却很糟糕，如此不顾人质安全的硬来，显然是欠考虑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利，都有他的生存权，显然桥玄根本并没有把这个儿子的生存权放在第一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可怜的孩子并非死于绑匪的凶器，而是死于其父桥玄的政治理想与道德观念。悲夫！
1、《后汉书》（全12册），【南朝 宋】 范晔，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76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
2、《资治通鉴》（全20册），【北宋】 司马光，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1973年8月上海第2次印刷。
3、《东汉会要》（全1册），【南宋】 徐天麟，中华书局，1955年7月第1版上海第1次印刷。
4、《三国志》（全5册），【西晋】陈寿，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1版，1964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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