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办发文促人才流动 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可自由落户 (一)

优质回答2019年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继续加大。

12月25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称，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认为，落户政策的放宽是“正当其时，甚至时不我待”；最近几年的人才竞争，让各地都转变了观念，户籍改革以前面临的领导犹豫和部门掣肘等困难大幅度降低。

另外《意见》还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流动机会，研究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应对办法。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户籍政策再放开

除了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意见》还提到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事实上，放宽落户的政策在2019年4月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已有提及。通知称，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在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过500万人口的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在王太元看来，从2014年7月以来，中央、国务院主导的户籍改革，就一直在分步骤积极推进，尤其是两三年前禁止一般省会城市实施积分落户，最后只批准北上广深等地区实施；近一两年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同一区域大中小城市户籍迁移限制，到2019年出台这样的措施，可以说是预料之中甚至是计划之内的。主管户籍的公安部门2001年就宣布不再区分城镇与乡村户籍，但仍有相关部门至今还在按照“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进行管理。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2015年前后国内已有少数地级市在推进零门槛落户政策，比如湖北襄阳。

截止到2019年末，湖北的地级市基本都实现了零门槛落户的政策。武汉也在不断调低落户门槛。湖北某地级市发改委人士告诉记者，当地早早取消了落户门槛，人口净流入的水平会成为一个城市在招商的重要区域优势，但当地人口吸引力不尽如人意，武汉对周边城市圈的虹吸效应明显。

公共服务均等化

进城落户了，如何保证公共服务供给？不管是一线城市人口回流，还是吸引农村人口进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配套都是最大的吸引力。以北漂青年小王为例，离开北京去武汉还是去郑州？武汉的重点高校和三甲医院比郑州更多，是他可能会选择武汉的重要因素。

在《意见》中，还详细提到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

《意见》称，稳妥有序探索推进门诊费用异地直接结算，提升就医费用报销便利程度。进一步发挥城镇化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作用。

《意见》还提到了财力保障。将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推动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

2015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襄阳采访零门槛落户政策时，当地官员向记者出示了出台零门槛落户政策同时的系列配套文件，具体到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的公共服务配套资金人均支出，教育、医疗、交通都是需要加大投入的部分。

王太元认为，最新政策规定是从放活人才、人力、人口出发的，他估计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会各取所需，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目标最难实现的是“不被政府列入‘人才’序列但却在本地长期奋斗的事实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

“各地的居住证制度设计上还未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很多城市只想给人家办居住证而不想给人家落户。”王太元说，接下来保证新政策的贯彻实现以及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很重要。

挂钩稳就业

在这份最新发布的《意见》中，还重点提到了稳就业。

《意见》称，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统筹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充分的流动机会。还提到研究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影响的应对办法。

12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开拓国内市场，规范企业裁员行为。文件称，要全力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中央层面近日接连发文稳就业。2019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粗暴裁员的争议，在网络上不断出现，比如今年11月多家科技公司传出裁员风波并持续发酵。

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何做强做大当地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是他们吸引人口落户的重要抓手。

上述湖北某地级市发改委人士谈到，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回到三四线城市，一般会选择教师、公务员、事业单位上班，政府雇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这两类职业本身岗位有限，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一般很少有发展很好的大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也大多是国营或者国资控股。

在他看来，三四线城市要想真正吸引人口，在放开落户限制的同时，接下来要做的，除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大力发展当地民营经济，做好对民营企业的服务，提高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支持。

目前计划生育政策 (二)

优质回答首先，长期计划生育政策下形成的管制思维，需要顶层设计上的放开才能逐渐扭转。前不久河南柘城县拟对三孩及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一事就是例子。柘城县卫计委的做法确实没有违背政策，但与当下鼓励生育的潮流相悖。一方面人口老化、生育率低迷需要鼓励生育，另一方面重罚三孩家庭，这不仅将导致公众的认知混淆，也会导致官员的执政混淆。

不可否认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其历史意义，但用行政力限制公民生育自由的做法，不应是长久之计，应该顺时顺势放开。需要强调的是，公民的生育自由，包括生的自由，也包括不生的自由。前不久一位专家建议40岁以下公民每年强制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时可申请领取，如未生育二胎，则退休方可领取。建言一出，舆论哗然。在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苏醒的当下，这种强制“生”的思维方式难以被民众和舆论接受。

促进生育意愿的释放，不应该依靠任何强制或者半强制的手段，而是要松绑生育限制。让那些有意愿、有能力生养更多孩子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就像当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政策上也要鼓励一部分人先“生”起来。另外，还需要创造一个对育儿友善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现在中国的育儿成本太高了，女性付出的机会成本的代价尤其大。因此，释放生育意愿需要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多做文章，比如，完善幼托体系、给予税收抵扣甚至于在适当的时候过渡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征税制度、为全职父母接受继续教育提供便利，为他们重归职场提供友善的支持等，这些都有助于生育意愿的释放。

但是，不管生育率低迷到何种程度，也不管对人口增长的需求迫切到何种程度，政策制定者都要清楚，不能再靠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来提高生育率，只能靠政策的引导和福利的激励。计划生育退出历史舞台已是不可逆的趋势，政策制定者要顺势而为，全面开放生育限制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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