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深知,在这个数字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他认为,对于各大网络平台而言,个人数据保护不仅是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更是其稳健发展的基石。一旦数据泄露或被滥用,不仅会严重损害用户的信任与利益,更可能成为平台的“阿克琉斯之踵”,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加强个人数据保护,不仅是对用户负责,更是平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苏奎:个人数据保护是平台的“阿克琉斯之踵” (一)

最佳答案毫无疑问,互联网平台是信息时代的主角。超大规模、垄断、权力巨大是其主要特征,能影响无数人的生活、利益,甚至生计。平台具有多重属性,既是一个传统企业,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形态。以平台为核心构成的平台经济甚至就是一个虚拟城邦国。正如扎克伯格的名言:“在很多方面,脸书(Facebook)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司。”
平台是平台经济的绝对主宰者,它能够恣意制定规则、解释规则并执行规则,而这些规则可以影响数以亿计的人。它们与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却不需要遵循国家立法、司法、执法所要求的正当性程序。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政府没有面对过类似的管治对手,可以说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信息时代,如何治理平台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公平竞争等传统工具是世界范围内进行平台治理的几条主要路径。然而,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公平竞争这些治理工具都是传统经济时代发展而来的,面对着信息时代的巨头,它们可以说常常是捉襟见肘、力有不逮,成效多有不彰。
个人数据保护是信息时代发展出的新工具,尽管其初衷是保护个人信息,但无数人的个人信息积水成渊就成了大数据,有了大数据,算法才能从一具奄奄的躯壳化身为一头桀骜的巨兽。也就是说,算法的命门在个人信息保护。
近期欧美正在发生的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案例发人深思,让人兴奋,个人数据保护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从而平衡平台在平台经济中的权力结构,可能也是平台治理的一条新路径。
劳务平台
互联网平台并不具有广泛的同一性,不同类型之间差异巨大,既有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社交平台、搜索平台,也有生产海量信息的电商平台。以网约车、外卖等为代表的劳务平台可算是后者。平台是虚拟的市场,通过平台出售劳务。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劳务平台上聚集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分布在全球城市的劳动人民。相比其他平台,它们不只是在为人服务,还掌握着无数人的信息。因此,这些平台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对 社会 治理带来的挑战更大,影响也更为深远。
这些平台上的人依靠平台提供的信息而生存,为平台生成海量的信息资源,又被这些信息所管理控制。相比其他电商平台,这类平台上的人(劳动力)的几乎没有自主权,传统的劳动保护也与其无缘,因为他们被平台认为是 微型企业家 。平台依靠信息对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进行精准管理,这超过了人类 历史 上任何组织的极限,可以说是人类 历史 的奇迹,而创造这样的奇迹的核心则是隐藏在平台背后的算法。
网约车平台几乎是迄今为止对 社会 治理带来最多问题、争议最大的互联网平台。创建于2008年的优步开创了网约车行业,其月度活跃的消费者数量约1亿人,全球日均订单数近2000万(包括外卖),平台上的驾驶员人数超过400万,平均每月有5万名新驾驶员加入平台。其强硬对抗全球监管机构的做派曾经为其带来无数的麻烦,蔑视规则和法律的企业文化也使得企业本身遭遇了内伤。2017年,创始人卡拉尼克甚至被赶出了公司。除了广为人知的与各地监管机构的斗法外,优步与平台内驾驶员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日益尖锐,与消费者之间的龃龉也不时传出。
泄露个人信息后果很严重
1月20日,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公布了多达73人的赦免长名单,前军师史蒂夫·班农毫无悬念出现在名单上,但也有一些名字是出人意料的。前优步负责自动驾驶业务的高管——安东尼·莱万多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相当幸运地逃脱了原本在2月7日就要开始的牢狱之灾,据传特朗普在硅谷中为数不多的支持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是其幕后的操盘手。
相比之下,优步的另一位前高管——首席安全官乔·沙利文(Joe Sullivan)恐怕只能哀叹命运之不公了。不过这确实是咎由自取,简直就是“不作不死”。2020年8月21日,沙利文遭联邦司法部以阻碍司法和作伪证两项罪名起诉,刑期可能高达8年。而这一切均始于2016年那次对约5700万驾驶员和乘客个人信息泄露后的掩盖。
沙利文并非新手,他曾是互联网巨头脸书的首席安全官,对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有丰富的经验。然而,在获悉优步发生黑客入侵导致平台个人信息泄露后,他并没有依法立即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而是在与时任CEO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商议后通过向黑客支付10万美元的封口费,买通黑客将其定性为平台主动邀请黑客发现安全漏洞。而封口费也就变成了安全奖励。
发生如此大规模的个人(包括平台的驾驶员和乘客)信息泄露,自然不会被欧美的相关监管机构放过。按照欧盟的规定,数据泄露后应在72小时内向监管机构报告。据此,其欧洲总部所在的荷兰数据保护局2018年对其处以60万欧元的罚款。宣布脱欧的英国(ICO)也对其施以38.5万英镑的罚款。
相比欧洲同行,美国本土的监管机构对其下手更重,加州检察总长与旧金山检察长联合了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相关部门对其发起诉讼。2018年9月,优步主动以高达1.48亿美元的巨额赔偿金和解。看来,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国内一直以来有关美国立法和监管更为宽松的观点恐怕并非事实。
监管深入企业的黑箱
FTC是在公平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执法机构,在知悉此事后,迅速宣布2017年8月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无效,需要重新商定有关和解条款。
2018年10月 ,FTC再次宣布达成新的和解协议。作为信奉自由市场的特朗普政府,治下的FTC确实对优步手下留情,并没有如州政府予以重罚,甚至根本就没有罚款,但对优步的内部信息安全管理提出了事无巨细的要求。相比以企业外在结果为主要对象的结果保护策略,FTC的协议则是以企业内部管理为主要对象的过程保护策略。也就是说,它更多地是以事前预防的思路对企业内部可能存在的个人信息保护漏洞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将企业内部的信息安全管理纳入公共管理。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
事实上,我国正在开展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包括已经完成的网络安全法,以及2020年征求意见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样也采用了这种思路。不过,相比FTC的和解协议,中国的平台企业享有更多的自由。FTC的和解协议建立了相对较为完备的企业信息安全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优步需要立即建立综合性的个人信息(隐私)保护计划,所有计划、方案、培训均需要有书面记录。设置专门的人员负责个人信息(隐私)保护计划。
开展个人信息(隐私)风险排查、评估,确定风险点,制定整改计划。制定个人信息(隐私)风险动态监控和评估方案。
建立第三方信息(隐私)审计、评估制度,第三方审计人员需有执业资质并具有3年的从业经历,相关审计人员还需经过FTC消费者保护部门批准。完成评估后10天内,需将评估报告送FTC备查。在协议执行开始后半年内应完成第一次第三方审计,以后每两年应至少开展一次。
建立信息安全事故统计与报告制度。
建立文件签收与学习制度。公司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学习FTC的和解协议文件,并要签名确认,有关学习记录需要书面记载。
文件签发一年后,优步需向FTC递交合规报告,报告应该宣誓内容真实可靠,否则将承担伪证罪。企业任何组织机构和实体发生变化需在14天内通知FTC,以便于监管部门检查、监督。
及时响应监管部门,收到FTC有关信息(隐私)安全的问询后,优步需在10天内回复或响应,有关合规报告或材料需要宣誓非伪证,并准备好详细记录备查。
建立信息安全档案记录,包括相关员工的档案记录(包括离职原因)、平台用户投诉记录、所有可证明公司落实文件的材料、公司对外宣传及承诺有关个人信息(隐私)保护措施、信息安全评估、审计与整改报告、安全漏洞奖发放记录、执法部门传票、调查与说明材料等。
福布斯网上关于该案件的报道截图
加州检察总长联合各州与优步达成的和解协议在巨额赔偿之外其实也提出了类似的一系列企业信息安全合规要求,包括企业需要设置首席安全官,以及云存储密码、认证强化制度、建立信息安全员工培训与违规处罚制度、第三方信息审计人员资格制度(需要5年的从业经历)、个人信息安全情况作为董事会的固定议题制度、事故确认与报告中的律师参与制度、公司内部违规举报制度等。
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美国联邦和州相关监管机构利用优步违法的契机,构建了一套非常严格的企业内部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特别强调内部部门监督、外部审计、员工培训等,将此前以负面清单方式的事后监管模式推进到以作为的义务为主的事前事中监管模式,也就是从惩戒为主模式转换到以预防为主的模式。
平台企业不再是一个黑箱。通过一个设计精密的内部监督机制,平台的保护更为透明,个人信息保护的目标有更加可靠的保障。其意义在于,只有在个人信息保护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个人信息保护以外的平台经济治理功能才有了其他可能。
算法统治平台
4名驾驶员做出这样的动作也是事出有因。按照优步的说法,4名驾驶员均是因为欺骗性行为或者违规操纵(不当使用)驾驶员手机应用程序。直白地说,就是驾驶员或因为挑单以等价格上涨后的好单(game the surge),或是因为私自安装其他应用程序改变手机状态欺骗优步的驾驶员应用程序(如改变位置),被平台算法判定为严重违规而被除名(在优步平台上没有开除的概念,永久冻结账号则是一个等同的说法),而做出这些决策的都是平台的算法。换句话说,4名驾驶员都是被算法监控到有违规行为并被算法除名(开除)的。
不过,驾驶员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是自己只是行使了自由选择工作时间的权利,而这也是优步平台一向对外宣称驾驶员所具有的权利,并且也正是具有这样的自由,驾驶员才不被平台认为是平台的雇员,而是自由职业者,甚至是所谓的“微型企业家”。平台与驾驶是合作伙伴。4名驾驶员否认存在欺诈或不当行为,且优步没有提供申述机会,使得他们的命运被算法所掌控。因此,他们向优步欧洲总部所在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
驾驶员起诉优步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2018年5月开始施行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按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第15条,数据主体有权访问个人数据并获知数据处理的目的、数据类型以及有权要求纠正不准确的数据。第22条则涉及自动化决策和用户画像,“数据主体有权反对此类决策:完全依靠自动化处理——包括用户画像——对数据主体做出具有法律影响或类似严重影响的决策”。
按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法的定义,“用户画像”指的是为了评估自然人的某些条件而对个人数据进行的任何自动化处理,特别是为了评估自然人的工作表现、经济状况、 健康 、个人偏好、兴趣、可靠性、行为方式、位置或行踪而进行的处理。显然,所谓的自动化决策(用户画像)就是平台算法。这本质上是一条算法监管条款。不过22条也特意列出了例外情形,包括 (a)当决策对于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的合同签订或合同履行是必要的;……(c)当决策建立在数据主体的明确同意基础之上。
显然,这次诉讼的争议聚焦在对22条的理解,如完全自动化决策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何种人为的干预程度可以达到排除完全自动化决策的标准?考虑到平台每天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有关驾驶员的决策需求规模(包括派单、定价、评价等环节),自动化决策是否可以被看作平台履行与驾驶员合同的必要措施?
平台权力结构平衡
驾驶员们希望通过一个第三方非盈利机构(工人信息交换中心WIE Ltd.)实现个人数据携带,也就是优步将驾驶员在工作中产生的个人数据直接转移给WIE这家第三方数据交换中介,第三方数据机构成为个人的数据信托(data trust)机构,可以帮助驾驶员分析其个人行为以及监督平台的算法逻辑是否与其对外宣称的处理逻辑一致且公平合理、评估平台对服务价格是否正确计算、驾驶员真实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以及分析不同驾驶员评分差异的原因。
通过掌握并有能力处理这些关键数据,驾驶员可以减少或者消除平台的信息优势,驾驶员就有可能与平台进行更平等的集体谈判,成为更为平等的对手。
根据法律规定,优步有责任在30天内向数据主体(驾驶员)提供相关数据,但优步并没有提供驾驶员所要求的全部数据,或者说驾驶员要求的关键内容都遭到了事实上的拒绝。尽管订单数据(如上下车时间、乘客支付费用)包括在提供的数据清单内,但驾驶员上线、下线时间、完整的GPS位置信息记录都没有提供。这些内容事关驾驶员工作时间的确定(英国上诉法院已经判决驾驶员的工作时间是从上线开始计算,而不是从接单开始计算),而平台却不希望驾驶员掌握这些可能对自己不利的数据。
但优步也有自己的解释:没提供的数据或是因为没有,或是因为如果向驾驶员提供将损害其他人的隐私权。
如果说上面这些数据驾驶员可以自己记录,管理驾驶员的算法是如何运行的则只有平台才有可能知道。驾驶员最希望知道的其实是平台算法的秘密:它究竟是如何通过驾驶员的行为和乘客评价数据对驾驶员进行画像,以及驾驶员画像是如何影响驾驶员的利益的?比如,驾驶员的评分与派单机制的关系是怎样的?驾驶员的评分如何触发平台除名机制(驾驶员认为是解雇)?
驾驶员在诉状中特别提出优步没有回应他们所要求的驾驶员标签数据。这确实是整个争执的核心。优步不会认为这些是驾驶员需要知道的个人数据信息,甚至是不是个人信息都有巨大的分歧。而且,这些内容几乎可以肯定将被用于英国最高法院正在审理的驾驶员与平台的劳动关系案件,因此也是优步不能输的案子。
而原告驾驶员法勒(Farrar)也暗示了这些内容的用途:“我们要看一眼这个奥威尔式(意指严格统治而失去人性的 社会 )的工作世界。在这里工人们被机器所统治,没有任何权力。”
事实上,驾驶员有关了解算法秘密的诉求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欧盟通用个人数据保护法第15条,数据主体应当有权从控制者那里得到有效信息。比如存在自动化决策的就包括数据分析,对于相关逻辑就包括此类处理对于数据主体的预期后果。
尽管优步否认对驾驶员的除名处理是由算法完成的(优步发言人声称在算法检测到驾驶员存在违规行为后,是由管理人员做出除名决定),但难以解释的是,公司网站上有介绍算法MasterMind的材料,其中明确写道:MasterMind负责监督管理驾驶员的欺骗行为。在驾驶员应用程序的隐私政策更是白纸黑字写道,优步会使用自动化决策对于涉嫌违规行为的驾驶员予以除名。
平台算法决定了驾驶员的工作机会、工作量和收入,甚至永远失去平台工作机会。它对于驾驶员的重要性恐怕没有多少分歧。数据自动化处理的逻辑,也就是算法的秘密,是平台的商业机密。究竟要提供到何种程度才算达到15条要求的数据访问权标准,在保护个人数据与企业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上如何达成平衡,非常考验法官的智慧。
可以说,这是欧盟通用个人数据保护法实施以来最为重要的案件,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这个案子涉及的4名驾驶员本身(事实上,这些驾驶员正在组织更多的网约车驾驶员和外卖骑手加入),其裁判标准可以说相当于是又一次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案子最终会提交到欧盟最高法院审判。
平台经济的金丝雀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场事关未来的战场”,驾驶员法勒说道。优步平台上的零工就是 历史 上地下矿山里的金丝雀,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战斗。
数据就是权力,平台经济进一步放大了企业作为雇主所拥有的传统信息优势。通过第三方数据信托实现数据携带权,通过数据对驾驶员赋权赋能,还有谁能比网约车驾驶员、外卖骑手更有动力监督平台呢?可以说,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平台监管思路,以信息权对治大数据。
新中国有什么日新月异的变化? (二)
最佳答案1、新中国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经过70年的奋斗,我国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600多亿元到2018年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新中国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我国实现了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跨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大力弘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创造力和活力竞相迸发,“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动景象成为新时代的社会标识。
3、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影响力越来越大。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178个。中国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还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无论是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中国外交的大国特色、大国风格、大国气度,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扩展资料
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新”的含义意思是现在的社会制度相对于之前的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
1、创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无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土地革命,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条路线,调动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3、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射,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帮忙! 关于中国自从建国以来中过的经济变化历程的内容 (三)
最佳答案新中国经济史论
老田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著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以下省略字数若干,楼主如有需要,请登陆下面网站看全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 (四)
最佳答案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五篇)
“乡村振兴”首先要发展经济。但是发展经济同时,更要重视环保工作。发展可持续性产业链条。做好生态保护工作,在农村,要做好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处理工作。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精选篇1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稳步实施,乡村发展被摆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乡村振兴成就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承担起振兴乡村的重担,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乡土性的”,一个个兼有文化底蕴和现代文明的美丽乡村才会展现一个最为真实的立体中国。由此看来,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要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乡村振兴刻不容缓。乡村振兴战略是时代的召唤,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广大青年应有大作为,大抱负,自觉主动肩负起乡村振兴的重任。领袖曾多次寄语广大青年:“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扎根人民,奉献国家。”为响应领袖的号召,我国涌现出一批为乡村建设做贡献的积极分子——最美村官秦玥飞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毅然回乡改善村民生活;“骑手”女司机严克美辞去上海工作,在崇山峻岭中骑出一番天地,为乡村振兴献上自己的一份力。
当“青年”遇上“乡村振兴”,可以绕道走,也可以迎难而上。后者的选择让理想有了钙,灵魂有了根,技能有了平台。青年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把理想种到土地上,是最正确的报效祖国的方式。青年强则国家强,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应把人生梦想汇入时代潮流,让蓬勃青春与家国共振,我们应参与乡村建设,为祖国发展无私奉献。
农业乡村如今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2018年更有280万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一线。参与乡村建设是青年锤炼坚强意志的过程,是回报祖国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建功立业的最好舞台。我们应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放飞青春梦、实现中国梦。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战鼓已经擂响,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绝不是一句空口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肩负起新时代的历史担当,切实为振兴乡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精选篇2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魂,振兴乡村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诸多困境,农民不再珍惜传统文化:无论是拜金主义盛行,传统价值观念扭曲,还是不良风气的传播赌博、天价礼金等恶习的侵染……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因此,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要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振兴乡村文化需开展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基层文化活动,才能让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当下,农村地区文化发展滞后,“好山好水好无聊”,是回乡青年的调侃,无疑是对部分农村文化生活跟不上时代节奏的生动反映。在感慨农村春节“千家万户搓麻声”时,其实更应多想想,如何更好地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为人们的精神需求多配一些可以安放的空间,无论是传统庙会节庆活动,鼓励开展秧歌、社火等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还是各乡各镇自导自演新潮“村晚”,结合地区实际,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才能驱动乡村优秀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塑。
振兴乡村文化需丰富文化内容。不同年龄层次的农民对农村文化活动的认同和参与呈现显著差异。当下,大多数农村地区老年文化活动比较红火,却忽视了青年文化活动。很多80后、90后不愿意留在农村,不仅是因为城里收入高,而且是因为城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城市文明对他们有着巨大吸引力。如何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紧迫课题。农村文化建设不能搞“大锅饭”,只有区分不同群体,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针对性,才能使优秀文化内化于农民心中,指导他们的行为和实践。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精选篇3
一、通过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进一步坚定了“四个自信”,增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 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贫困人口从20_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_年年底的551万人,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 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建国71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克服了各种严峻挑战,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谱写了一首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要充分认识国家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充分认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要通过国家在扶贫领域等各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要认清形势、高度重视,清醒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困难挑战到20_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我们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打赢的,越到最后我们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精选篇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重在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大学生在农村和乡村振兴浪潮中必然会有发展。无论是发展原始种植型农业,还是发展新型创新型农业,农村的人才严重缺失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农村政府应创造条件,让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回到农村,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对其落户农村、发展农村给予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农村大学生回到农村发展比城市人才到农村发展,有事半功倍之效。他们知道农村最需要什么,也知道农村的真正问题,与村民沟通起来也更有亲近感,更容易扬长避短,在乡村振兴中做出贡献。
为了农村和乡村振兴,重在真心实意地把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大学生推到更有发展前途的岗位上,不能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只能到农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热一阵冷一阵,或者有小家子气,害怕大学生走在自己前头,影响了自己的仕途。
善于从农村能人中发现和挖掘人才。农村大学生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并在农村摸滚打爬了多年,对农村情况和农村需求了如指掌。加强对这些人进行定向培训,并根据他们的发展及所作出的贡献,为他们提供晋升、发展的更优通道,必然有助于乡村振兴加速提质,有助于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不断成长。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论文精选篇5
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从顶层设计角度为农村发展指明方向,意在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整体提升。脱贫攻坚从致贫的因素出发,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扶贫措施每个贫困户脱贫,侧重于微观政策。作为各级干部,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重点唱好“三部曲”。
唱好“政策转型曲”。围绕精准扶贫,各级都制定了一系列到村到户的扶持政策,对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和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乡村振兴阶段,各级干部应在此基础上扩大扶贫范围,实现扶贫资金逐步向非贫困户开放,激发农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精准扶贫政策的民主监督制度和考核制度,实现其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坚持乡村振兴建设总目标与乡村自身的特色结合,制定差别化的扶持政策。
唱好“城乡融合曲”。城大乡小的格局凸显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工作中城乡何以融、如何融的双面性。各级干部在此项工作中要做到空间规划有序,以距离城镇中心和实住人口为参考,将乡村进行特大乡村、大乡村、中等乡村、小乡村分类,采取城乡融合归类,实施壮大、合并、融入的指导策略,做到城乡机理有别,对于承载独特地域文化的建筑及其它样式给予保护,避免在拆建中导致文化流失。
唱好“技术互补曲”。乡村振兴战略与脱贫攻坚政策的有效衔接需要技术上的相互补充,各级干部应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的技术发展纳入农业信息化发展计划,形成纵向相连、横向相通的技术体系。乡村振兴方面,要加快乡村地区的网络建设,引进信息技术人才,通过大数据分析农业发展市场需求,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并鼓励互联网企业建立产销衔接的农业服务平台。脱贫攻坚方面,通过建档立卡和扶贫开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完善精准扶贫数据库,为建档立卡户精准退出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保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一个大课题,各级干部要以产业发展为推动,以教育和医疗为保障,以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为基础,打造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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