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渡河路金沙江路5死7伤案

上海大渡河路金沙江路5死7伤案

上海大渡河路金沙江路5死7伤案深度剖析

2019年10月24日，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与金沙江路交汇处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市的严重交通事故，导致5人死亡、7人受伤。这起事件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悲痛，也引发了社会对于公共安全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广泛讨论。时至今日，该案仍以其惨痛的教训和法律的严惩，警示着每一个人。

事故回顾：从轻微碰擦到恶性逃逸

2019年10月24日上午9时左右，63岁的本地居民陈立伟驾驶着一辆登记在其儿媳名下的白色轿车，从吴中路的家中出发。原本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出行，却在9时21分许，因在大渡河路与怒江路路口与一辆电动车发生轻微碰擦而改变了轨迹。令人震惊的是，面对这一突发情况，陈立伟非但没有停车处理，反而选择加速逃逸。逃逸过程中，他无视交通规则，多次闯红灯，车速一度飙升至161公里/小时，沿途撞击了多部车辆及多名行人，最终在金沙江路路口东北角处被强制停下。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5人死亡、7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法律审判：间接故意与死刑判决

事故发生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陈立伟被当场抓获。经过一系列司法程序，2021年9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认为，陈立伟在肇事后明知其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仍持续高速逃逸，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尤为关键的是，陈立伟在逃逸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表明，他对于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加之其系累犯，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与严厉，也为公众树立了明确的法律导向。

社会反思：交通肇事逃逸的沉重代价

上海大渡河路金沙江路交通事故案不仅仅是个案，它更是对社会的一次深刻警醒。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蔑视，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极端漠视。这起事件让人们意识到，交通参与者必须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一旦发生事故，应第一时间停车处理，配合相关部门调查，而不是选择逃逸。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总结：铭记教训，共筑安全防线

上海大渡河路金沙江路5死7伤案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它不仅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也让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法律的严惩彰显了正义的力量，也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敲响了警钟。铭记这起事故的教训，我们每个人都应从中汲取深刻启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让生命之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绚烂绽放。

七律·长征背后的故事 (一)

答一、背后的故事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9月下旬，10月定稿。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北上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路上，红军战士击溃了敌军无数次围追堵截，他们跋山涉水，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突破了乌江天险，四渡赤水，越过乌蒙山，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后翻过岷山，历经十一个省，于1936年10月到达陕北，总行程二万五千余里。

红军战士越过岷山后，长征即将胜利结束前不久的途中。作为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在经受了无数次考验后，如今，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他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这首壮丽的诗篇。

二、原文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三、释义

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绵延不断的五岭，在红军看来只不过是微波细浪在起伏，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在红军眼里也不过是一颗泥丸。

金沙江浊浪滔天，拍击着高耸入云的峭壁悬崖，热气腾腾。大渡河险桥横架，晃动着凌空高悬的根根铁索，寒意阵阵。更加令人喜悦的是踏上千里积雪的岷山，红军翻越过去以后个个笑逐颜开。

四、作者

近代毛泽东

扩展资料一、赏析

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

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二、作者简介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19年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923年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12月，回湖南养病。1925年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1926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28年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的四次著名战役？ (二)

答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的四次著名战役是： 强渡乌江 、四渡赤水、 强渡大渡河 、湘江战役。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红军强渡乌江江界河渡口的军事行动，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强渡大渡河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省越西县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战斗，也是长征途中的一次著名战斗。

扩展资料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石达开之死 (三)

答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义六王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是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但是多年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果以天京内讧为界，把太平天国分为前后两期的话，则分歧主要是在后期，而不是在前期。说得具体一点，分歧主要是落在“离京出走”与“大渡河覆军”这两件事情上。尤其是大渡河的覆军，因为真相难明，后人的看法分歧最大，从“可耻的叛徒”到“舍命全军的义士”，各种看法都有。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具有英雄气概，能够舍已为人。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因诈降而被俘，诈降只是斗争策略。有的同志说：石达开虽然想“舍命全军”，放下武器总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说：石达开既然放下武器投降，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应该说是叛徒。

我认为石达开并非叛徒，所谓叛徒是指背叛革命的根本利益或者背叛祖国的人而言，石达开并非如此。要弄清石达开是不是叛徒，就得先弄清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失败的经过。

“天府之国”的四川是石达开早就注意的地方。还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前，石达开就建议入川，据为根本。同时，清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四川。如四川总督骆秉章奏称：“蜀境雄甲西陲，地险民富，天下常视以为安危。蜀境安则北而关陕，南而滇黔，东而楚豫，均可借其屏蔽，赖其转输，倘稍有损失，则滇黔粤西无可盼之饷，荆湖无可抽之厘，陕豫且有防不胜防之虞”。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胡林翼也说：“四川不支，则楚与秦均不安矣。”且“西蜀之富，五倍于两淮，十倍于江西，二十倍于湖北，失蜀则急切无人了此贼，……是失蜀则祸大，保蜀则福大。”他曾向清政府建议，调曾国藩任四川总督，率湘军入川以加强四川防务。总之，四川是当时斗争双方都十分重视的地方。

天京内讧之后，首义六五只剩下洪、石二人。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团结，共挽狂澜，则重振太平天国的声威是可能的。当时全国军民都很拥护石达开，可惜“洪秀全违反众意，逼走石达开。”石达开也未能为全局着想，决意以四川为目标，率军远征。从1857年10月算起，这支远征的孤军先后转战十一省，历时将近六年。石达开打进四川的时间是1862年初。从这时起，直至1863年6月在大渡河覆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抢渡长江都未成功。最后冒险深入，渡过金沙江，从山间小路直趋大渡河畔。这一带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是彝族聚居区。1863年5月12日，石达开率大军三万余人由冕宁经大桥、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于5月14日抵达大渡河南岸、越西厅土千户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

由了缺少船只，不能及时渡河。石达开在赶造船筏的同时，想向西边的松林小河进军，准备由泸空桥直趋天全，偷袭成都。但因王应元抢先斩断小河铁索桥，使石达开无法飞渡。当晚天下大雨，大渡河、松林小河洪水暴涨，太平军错过渡河时机，清军得以赶赴大渡河北岸布防拦截。正如《越西厅全志》所记：

“(石达开)进为河水阻隔不得渡，退无所得食，出队山村各处买粮，山皆壁立，居民杂处岩巅者，聚众团及土兵邀击。不数日，越西同知周岐源并参将杨应刚，率师扎铁宰宰，阻其东路……提督胡中和率师扎……安庆坝；总镇唐友耕率师……扎大渡河上游；雅州知府蔡步钟率师扎杨泗营……各兵勇数千，遏其北路。布政使刘蓉带兵千余，扎富林营，督运粮饷，指授方略。又南字营游击王松林带勇千余，自冕宁直趋筲箕湾、擦罗等处，扼其南路。王应元率番兵团民守备险要，遏其西路。土千户岭承恩带兵千余，出竹马冈扼其咽喉。贼四面受敌。”

5月17日，石达开派一支队伍乘船筏作试探性的抢渡，由于对岸清军施放枪炮轰击，被迫退回。5月21日，再选精锐数千人分乘木船与竹筏数十只大举抢渡，全军在河边呐喊助威。这时大渡河波涛汹涌，水势继续上涨，船筏均被洪水吞没，数千精锐，无一生还。

5月23日，石达开向西抢渡松林小河，王应元率“番兵”死命抗拒。石达开见强攻不能成功，又于夜间在江面最窄处泅水偷袭，也未如愿。接着石达开又赶造大船数只，于晚间下水，每船首尾扣搭，作为浮桥，以此来突破敌人河防。不料水势太急，环扣被激流冲断，功败垂成。

5月29日，彝族土司岭承恩乘隙进攻石达开的后路，占领马鞍山太平军营盘，截断粮道，将存粮抢劫一空。这时太平军已陷入重围，正如当地群众所说：“朝左走有小河王铁桩(指王应元)扎断，朝右走悬岩绝壁滚木擂石在高山，朝前走铜河(指大渡河)水暴涨滔天，朝后退手巴岩高山铁寨。”石达开分析了敌我形势，深知自己已处于不利地位，但决心血战突围。他声泪俱下地激励部众说：“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渡江湖如履平地。……今不幸……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手受缚，为天下笑。”以此激发全军斗志。6月3日夜间全军出动，分乘船筏猛扑大渡河和松林小河。但是大部分船筏仍被洪水冲没，伤亡惨重，抢渡绝望。

当时太平军已经“三面被围，一面阻水，势已穷蹙，……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骡为食，犹思拼死冲突，为困兽之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石达开以箭缚书射投土千户王应元，希望讲和让路，或者能以高价卖粮给太平军。但是王应元已被清方收买，清方答应他“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他垂涎太平军的军资财富，对石达开的要求断然拒绝。石达开又请彝族土司岭承恩让路，岭承恩攻之愈急。

最后，石达开率领残部六千余人，向东血战突围，但到达老鸦漩时，又为洪水所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石达开决心率军死战，为绝后顾之忧，他命妻妾抱幼子投河自尽，并与部将商量“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可见当时石达开并没有“乞降求活”的念头，却有以死殉国的决心。但在竭力死战仍然不能突围，而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的时候，一贯重义轻财的石达开想到要救部下的性命，要保存革命实力。他认为敌人的层层包围，死追不放，只是为了要他的头，只要他献出生命，部众就可以得到活路。“妖军方欲生致余……以邀不世之赏。余何惜一身以救诸君。”于是他以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英雄气概，致书骆秉章说：“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身；死若可以安民全军，何惜一死……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可仰对吾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辱。”这是多么豪迈的语言，完全可以说明石达开决心舍身以救部众。也无论石达开的做法错到何种程度，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想法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出卖革命的叛徒的想法。

他的这种想法正好被敌人所利用。骆秉章老早就想生擒他，曾经向清廷奏报“臣前以石达开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在屡次招安诱降都达不到目的时，敌人最后竟利用石达开这种舍已为人的英雄气概来和他进行“谈判”，劝他牺牲自己以保全三军，通过“谈判”的手段以达到“诱擒”的目的。具体执行这个任务的是越西厅的同知周歧源和参将杨应刚、都司王松林。

最初石达开对他们的游说“未之信也”，部将们“欲伤”杨、王二人。杨、王叮得“指天誓日”，赌咒发誓，说明诚意，才使石达开“初信之”。石达开去清营时杨应刚与之“并马出紫打地”，“王应元带队护持于后，岭承恩带队迎迓于前”。至洗马姑，“应刚指(周岐源)曰：此越西同知周公，达开长揖而座。夜宿王通把宅中，第二天由纳耳坝到富林。”从这段记述来看，石达开绝非卑躬屈膝投降敌人，相反地却可以看出他是为部众寻找生路，是为了谈判而亲赴敌营的使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出卖部众，而是决心为了保全部众而牺牲个人。

背信弃义的敌人采取卑劣的诱骗手段，把作为谈判代表的石达开变成了阶下囚，达到了“诱擒”的目的。同时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派兵包围石达开“舍命”以保的“三军”，施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石达开牺性了，“三军”也并没有保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

石达开中计被俘后，很快被解送到成都。他对总督骆秉章怒目而视，不肯屈膝。“骆秉章、刘蓉讯之，达开箕座，侃侃而谈”，“口如悬河，应答不穷”，“语颇窍要”。骆秉章事后回忆说：石达开“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参与审讯的刘蓉也作了同样的记述。他说：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即使是被骆秉章纂改过了的《石达开自述》，也难找到阿谀敌人，忏悔自己，丑化革命的词句。

石达开在刑场上的表现也是十分坚强的。当他的部下曾仕和在受凌迟酷刑而惨呼时，他批评说：“何遂不能忍此须臾！”他自己就刑时神色怡然，视死如归。古今中外都不会有一个如此慷慨就义的“叛徒”。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除了看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也要看他毕生的主要社会实践；不是看他的一时一事，而是看他全部历史，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对待石达开，我们也应本着这样一条原则，看看他的一生表现和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

石达开是金田起义的重要人物，是首义六王之一，是太平天国的缔造音。在太平天国前期，他是最杰出的军事家，太平军的劲敌湘军最怕的就是他。他也是最杰出的政治家，曾经通过“安庆易制”使得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摆脱了经济危机。在太平天国后期，他虽然远征西南，长期在外，但对在长江中下游作战的太平军仍然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他的覆军，加速了太平天整个革命事业的失败。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粤匪倡乱六人，而石逆尤称骁悍，金陵老巢得久负隅，全持石逆之善布远势，牵制官军。自石逆服诛，金陵失一重大外援，官军乃得一意围攻金陵，江南军务遂以肃清。”后来的四川总督赵尔巽也承认：石达开“与金陵‘贼巢’隐为声援”。当时“天府之国”的四川又是清政府主要的财赋来源，石达开在四川的反清斗争，使全国清军粮饷受到威胁，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太平军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鼓舞和推动了西南几省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其次，石达开保护人民，热爱部属，深得军民拥护。据记载：“达开于太平朝初起诸王中，号为爱人，所至有仁义名，附者颇众。”在天京时，军民喜其义气，尊为“义王”，达开虽辞而不受，人们仍旧以“义王”呼之。在远征四川过程中，一路吊民伐罪，深得各族人民拥护。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记载朱德同志小时候亲自听到曾经当过太平军的老织匠讲，石达开在军民中威信很高，人民对他非常怀念。所以在四川的汉、彝人民中传说：石达开没有死，他后来做了和尚，活到八十多岁。还有的传说是他在峨嵋山得道了。凡此都足以说明人民是崇敬石达开的。

石达开在远征后一直遵奉太平天国的正朔、称号、礼制，自始至终把自己统下的太平军看作是整个太平天国革命队伍的一部分，白称太平天国的主将，摆在“辅依圣主”的地位，而无所逾越。

当时敌我双方对石达开都有不少评价。其评价虽不一定正确，但对我们今天正确地评价石达开，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石达开少年时代已有才名，洪秀全、冯云山曾经亲自去拜访他，邀他参加革命。这在太平天国史书中称之为“访石相公”。杨秀清对石达开非常信任，“喜其诚悫，故屡委以军事。”陈玉成认为许多太平天将领，“皆非将才，唯冯云山与石达开差可耳。”李秀成也说：诸将皆属“中中”，唯石达开“文武备足”，“谋略甚深。”敌人则对石达开切齿痛恨，如曾国藩说：“石达开狡悍为诸贼之冠。”“伏查贼渠以石逆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逆为最谲。”左宗棠则骂中有赞，他说：“石逆狡悍著闻，素得众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总之，从太平天国的领袖到广大军民，从自己人到敌人，对石达开的才能都是十分佩服的，对石达开在革命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估价很高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可耻的叛徒”呢？

由于史料不足，真相不明，石达开最后究竟是投降还是诈降，至今还难下结论。不能认为他一与“降”字有关，就轻易作出“叛徒”的结论。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农民领袖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有这样或那样暂时接受过“招安”的行为，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等。我们对此要根据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看看是否属于斗争策略，不能一概斥为叛徒。列宁说过：“‘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不能适合每一个别情况。”要根据不同情况，不同情节，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大渡河的失败是石达开主演的历史悲剧。说明阶级敌人的狡猾和残暴。他们交替使用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大军围困，一方面是甜言蜜语。石达开“身陷绝境”于寻找出路。他对敌人的刽子手、屠夫一面，通过多年革命斗争的锻炼，是有认识的，有思想准备的。但对敌人的甜言蜜语一面，则认识不够，缺乏警惕，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出主帅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没。这位能征惯战的英雄，没有血染沙场，马革裹尸，而被凌迟处死在敌人的刑场上，确是千秋遗恨，令人扼腕叹息！但是盖棺论定：这只是石达开的认识问题，不是他的品质问题；只是斗争策略的失误问题，不是屈膝投降的气节问题。总之，他只是犯了错误——也无论是多么大的错误——的革命英雄，而不是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

试想：古柱今来，叛徒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同志，出卖革命。哪里会有悲歌慷慨，视死如归，为了保全同志甘受凌迟酷刑而无怨的叛徒呢！

评价古人要有理有据，不偏不颇，才能得出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结论。在这一点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老前辈罗尔纲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他对李秀成的评价就是十分慎重，实事求是的。今年是罗老八十五岁寿辰，又是他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纪念。谨撰此文以表祝贺之忱。太平天最有才能的革命英雄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罗老也是广西贵县人。因此，比较而言，罗老对有关石达开的史料一定了解得更多，更仔细。此文希望能够得到罗老的教正。

放歌大渡河

被世人誉为“世界屋脊”的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其地理位置罕世所见，是我国藏族同胞的居住之地，孕育着非常的中国古文化——西藏文化，其神奇的布达拉宫更为世人所瞩目、仰慕，布达拉宫也因此成藏族文化的象征；而且，青藏高原更是我国境内最大的两条河流（黄河与长江）的发源地，而作为长江源头之一的大渡河，正是从青藏高原中部的果洛山下奔流而出，然而越西藏，而后穿川西，并终在四川的乐山地区与长江的另两条支流岷江、青衣江会合，然后继续向东奔腾而去，飘飘洒洒几千里，最后没入大海。

大渡河其实非常有名：在遥远的古代，大渡河被称之为沫水，险滩重重，鹅毛投水而不见，沉没入河底，为世人所惧怕，古有“沫水难渡”之考语；但是，大渡河之所以闻名于世，还不是因为沫水得名之典故，却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非常令人荡气回肠且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故事而驰名于中外，并在史册上留下了非常厚重的书页。

中国近代史上非常著名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由于太平天国祸起萧墙而内乱不息：当时，北王韦昌辉奉洪秀全之命剿杀了邀功尊大、独揽大权的东王杨秀清之后，之心遂起，竟不顾一切地屠杀了领兵在外且战功赫赫的翼王石达开的家人，然后，石达开为复家仇而杀灭了韦昌辉，却也因此开罪于洪秀全，遭到了洪秀全的猜疑与忌恨，最后石达开被迫率领本部军马十多万人负气出走，反出南京而去，太平军从此分裂；从此，太平天国运动从此削弱，然后一蹶不振，后虽然有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但终于独木难支、大厦将顷，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终告失败；太平天国固然遭到灭亡，率众出走的石达开也难逃恶运，石达开出南京后，一直没有安身之地，被迫作流寇似的逃亡，他们沿江而逃，流窜于四方，虽然文韬武略的石达开乃一世豪杰，无奈，大清后期三杰之一的曾国藩也非省油之灯，他一路穷追猛打，渐渐将石达开逼入死角，逃进四川，逐渐成为清军的瓮中之鳖；石达开进入四川以后，境遇日益恶化，且军士早已疲惫不堪，更因为当地清政府势力的镇压和少数民族人民对太平军的不了解而遭到反对，终于停步在大渡河畔，前有大渡天堑，后有曾国藩的十几万大军，最后，悲壮的石达开并没有延续历史上项羽破釜沉舟的壮举，却在石棉县安顺地区兵败后自杀身亡，而其家属及一部分军队，更在汉源富林渡口附近的大树镇遭到集体屠杀，据传生命剁钝了钢刀，鲜血染红了河水；从此，大渡河成了太平军石达开的悲剧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悲惨且千古遗憾的一页。

而上世纪的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长征，红军在血战湘江付出沉重代价以后，伟大、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在遵义，重将饱受猜疑且罢黜已久的毛泽东请出山，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英明领导下，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巧妙地摆脱数十万追军后，经云南入川，并在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我国西南部少数民族彝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并迅速地通过了彝族地区，也来到了大渡河畔的安顺地区；历史何其惊人的相似，石达开败亡是一面最现实的历史镜子，他的教训和悲剧始终压在中国共产党人心头，红军是否将成为石达开的第二？但是，历史却也没有绝对的类同，中国工农红军并没有重复当年石达开的悲剧，因为，红军是工农阶级的队伍，他们是为穷苦人民翻身作主人、解放全部被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伟大军队，他们背负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希望，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与精神，在大渡河上，他们智勇双全，不仅创造了十七勇士强渡安顺场的英雄事迹，还创造了红军一天一夜行军240华里，更英勇顽强地飞夺了仅余铁链且被烧得通红的泸定桥，创下了人类军队史上的伟大奇迹，从此红军转危为安，由此北上，然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落脚陕北，并最终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独立，建立了新中国。

果洛山的大渡河源头，并不格外汹涌，相反，很象一条较为洪大的溪流，只是轻潺流淌，宛如一个娴娴静静的少女，偶然间的奔腾，恰如少女的轻皱眉，或者是慵懒的伸臂舒腿，给人一种很完美无暇的感觉；当你悄然走入那原始森林的梦幻世界，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那静得只留下水声的宁谧，虽然有些令人恐怖，但至静的甜美足以让你忘记世俗的烦恼与喧哗，用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感觉去领略那片刻的放松与清闲；那偶然间游动的鱼儿，它们随意地闲逸游弋，更让你感受到那无拘无束的自由天地，河水固然清澈见底，却格外冰冷，冷得让人寒彻心骨；远处的青山，并不总是清晰的，山间总升腾着朵朵白云，更或者已被漫天的迷雾悄悄吞噬，即使偶而的晴空中隐现的山峦，也只是淡淡的轮廓，本来是极近的，却仿佛总那么遥远，变化莫测，让人难以捉摸、难窥其斑，偶然跳跃的奇珍异兽，虽有些令人触目心惊，却仿佛更是生命的童话天地，让人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美丽，去领略那充满神奇的高原景象。

而当大渡河终于经至甘孜、泸定时，少女般的大渡河却改变了颜色，变得汹涌澎湃了，如同歌词里的“大渡河水浪滔天”，此时的大渡河，如果继续以女性为喻，则象是童话中的女妖女魔，张牙舞爪的，给人以凄厉恐怖之感；而这些地方的地壳很不稳定，夏日里时有山顶滑坡，有时甚至泥石流不断，山石顺流而下，红如血的洪水，如同将整个大地来个底朝天，要将远近的山川田野吞噬；甘孜为当年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地，就在甘孜，红二、四方面军修正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主张，取得了北上抗日的一致主张，最后红二、四方面取道西藏、青海，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合于陕北，并由此抒写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泸定的大渡河，在当地人们可不叫大渡河，相反，人们采用地名贯水，名曰“泸水”；泸水却相当有名，也格外有考究，如果我们仔细思索一下，不难想起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武侯《出师表》所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语，那时的泸定，本来就是不毛之地，甚至被人们称之为蛮夷之地，而诸葛亮南征后也在当地留下了许多美丽豪壮且脍炙人口的传说，诸如打箭泸、神兵夜渡等故事；泸定的泸定桥，因为有了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泸定之所以为中外人士所注目，源于此，至今，人们仍然感觉不可思议；当时的红四团，日夜行军达240华里，红军是外来军队，供给更谈不上，饥饿与疲劳是非常肯定的，如果用军事观点来看，已是疲惫之师，应该溃不成军了，何来战斗力？怎么能够飞夺泸定桥？而且，敌人已拆除桥面上的木板，仅余几根铁链，对面的敌军，看到红军来时，更燃起了熊熊大火，如此作战，真是兵家大忌，如果用某些人的唯技术、唯装备理论，那么红军真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之举；可是，兵法也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夫战勇气也”之语和精典战便，同时，如果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论述“打仗，靠的不是一两件先进武器，其决定因素还是人”的观点，则更可以透晰一切，从中，我们更可见毛泽东是何等的大智慧、大无畏，而绝非只知一味空谈唯技术论、唯武器论的庸俗之辈可比；最关键的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蕴藏着中华民族那种的伟大民族精神——自强不息且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潮流，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表，所以英勇无比的中国工农红军飞夺了泸定桥，创造了人类军事史的伟大奇迹；当你走上泸定桥，那古老陈旧的铁索桥令人惊叹之余，不免让人有些胆怯，而桥下汹涌的滔滔河水，更会使人心惊胆寒，难怪当年毛泽东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著名诗句，一语就道尽了泸定桥的丰采，只留下人们无尽的思索、感慨和赞美。

石棉段的大渡河，继续沿袭了大渡河那波涛汹涌的本色，而且，即使是在偶而的河滩之间，也只是表面上的平静，下面却是激流暗涌，很象表面春风笑脸，其实腹藏利剑的妇人，最为令人可怕；沫水据说鹅毛投之而不见，实际上即使是上游漂流下来的参天大木，在那些漩涡之间，也显得非常的柔弱无助，竟被漩涡间那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吸入深水中而不见，人们自然为之所惧，或偶又不名其理者，贸然游水，却屡有事故，最后尸骨无存；大渡河固然令人望而生畏，可河畔的风光却是绮丽迷人：石棉的安顺场渡头，滔滔江水奔腾不息，却因为有当年红军十七勇士强渡安顺场的壮举而驰名于世，当年的故事虽然早已远去，留下的传说却格外引人，总有人喜欢去寻根究底，总是想要去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却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当年为红军摇船撑筏的船夫多已去世，只余下当年还是十余岁孩子的帅士高，偶而运气颇佳的人们，或者巧遇帅老，可从其口知晓当年的故事，老人的讲述绘声绘色，依稀有当年枪林弹雨中果敢坚毅撑筏摇桨的勇气，据说，六十年代，彭老总复出后任西南局书记，途经石棉，还曾特地前去看望老人，并留下十元钱作慰劳，成为一段美谈；而现今河畔的石棉县城西的石儿山公园，却格外引人入胜，智慧的人们用我国苏杭一带的园林艺术装点着整个公园，偶而还采用现代的艺术格调，点缀些现代灯光与装饰，将自然、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悄悄地结合起来，变成独具一格的公园，但公园最引人注目的往往不是那些园林，更非那些点缀的装饰，恰恰是大自然妙手精造的奇石，其实整个石儿山公园也因山而出名，远望去那几乎就是一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巧放在河畔，如果强行要分成几块，似乎勉人所难，只是偶而峥嵘耸立的几块山石，让人们以为分界，但实际却还是一块整体，有时小径竟从山石下穿过，而且很窄矮，人们稍不留神就撞上山石，然后小心起来，往往令人有曲径通幽之意；一些山石，竟赫然临江垂立，让人们更进一步去探索这石与江自然融合的妙趣，常有闲情逸志者，更大胆地坐于石边垂钓，大有一种姜太公渭水垂钓之美；山石中央有一翼王亭，上有石碑，记叙了当年翼王石达开兵败的史实，以为见证，亭前的红花，似乎倾诉着太平军的凄美；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还是在那洪水滔滔的夏日，远处的景象竟有河水天上来的感觉，但至此较宽阔竟变得温顺起来，悄然将波涛隐没于若大的险滩之间，只余下一个个宛如幽洞深远的漩涡，然后将一根根参天大木漩没于此，忽然不见，良久以后，人们才在更远处留下望见远去的大木，颇令人惊叹。

飞夺泸定桥故事梗概 (四)

答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国民党反动派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

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

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城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

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

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泸定桥之战的意义：

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反革命迷梦，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次胜利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

一、飞夺泸定桥的勇士：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是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然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竣。当急之下，要于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决定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指令。

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

1935年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事实上，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一八六期的《战士报》，上面写的就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后来，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二、泸定桥之战的两种不同的记述：

第一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该叙述由彭加伦于1936年写成并发表的《飞夺泸定桥》记载。后来中共党史、军史，凡官方记载史料均以此为依据，因此被外界称为“正史”。

第一种叙述，除了《红军长征记》中彭加伦所著《飞夺泸定桥》外，还有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罗华生（红四团党代表）《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成仿吾（参加长征的文学家）《长征回忆录》；

萧锋（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政委）《长征日记》，以及红三军团重要将领伍修权、张爱萍、张宗逊、李志民、刘志坚、张震、王平、裴周玉等的回忆文章，上述文章没有一篇关于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飞夺泸定桥的记述，却都有红一军团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回忆。

第二种叙述：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该叙述由覃应机于1991年所著《硝烟岁月》一书中提出。

而第二种叙述的出处则是原红三军团十三团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相关记载。只是覃应机一人在1991年才提出的孤证，并未其他相关记载，更没有“一直受压制”的情形。

覃应机所过的铁索桥，应当在龙衣或者沙坝头铁索桥。《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三、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

雪枫（时任红十三团团长）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

由于两种说法不一，有媒体称之为“第二种说法好象一直受压制，但从未被压服”，因此在网络上出现了“飞夺泸定桥”属虚构的说法。 这是对军史无知造成的一种误解。

三、桥梁简介：

泸定桥又称铁索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境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动工兴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桥竣工之际，康熙皇帝亲自为该桥题写“泸定桥”桥名。

大渡河自北向南，浪大水急，两岸谷壁陡峭，险峰兀立。泸定桥是大渡河上建造最早最长的一座桥梁。桥体分别由桥身、桥台、桥亭三个部分组成。

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是泸定桥的主要组成部分。东西桥台之间净跨100米、铁索长101.67米、桥宽2.7米，踏上桥面，整个桥身起伏荡漾，如泛轻舟，它是连接川藏交通咽喉之地。武汉红心教育基地也建造出一条泸定桥，是扩展游戏项目。

沪定桥西有噶达庙。相传修桥的时候，13根铁链无法牵到对岸，用了许多方法都失败了。有一天，来了一位自称噶达的藏族大力士，两腋各夹1根铁链乘船渡过西岸安装，当他运完13根铁链后，因过于劳累不幸死去。当地人修建此庙，以纪念这位修桥的英雄。

当然，传说终归是传说，实际上，在修建此桥时，荥经、汉源、天全等县的能工巧匠云集于此，共商牵链渡江之计，最后采用了索渡的原理，即以粗竹索系于两岸。

每根竹索上穿有10多个短竹筒，再把铁链系在竹筒上，然后从对岸拉动原己拴好在竹筒上的绳索，如此般巧妙地把竹筒连带铁链拉到了对岸。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光芒。

长征中的著名战役 (五)

答长征中的著名战役有湘江战役，血战独树镇，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包座战斗，吴起镇战斗和乌蒙山回旋战等等。

长征期间，四路红军共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规模120多次。

1、最惨烈的战役——湘江战役

称其惨烈，是因为经过这场战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役发生在1937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作战地区是湖南道县和广西全州的湘江两岸。

此役，蒋介石调动了其嫡系部队及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由于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决策，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使红军丢掉了机动灵活的法宝，虽然突破了湘江，但也遭遇了红军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湘江战役的惨重失利，促使更多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害，为后来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重要基础。

2、绝境求生——血战独树镇

这是红25军在长征初期生死攸关的一场恶仗。战斗发生于1934年11月26日，地点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一带。

这一仗，可以说把所有不利条件都凑齐了：前有围堵，后有追兵，地形极为不利，天气极端恶劣，战前毫无准备，仓促迎战。

有利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红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牺牲精神。从军长、政委到普通战士，广大指战员与敌人血拼肉搏，最终突破重围进入伏牛山区，继续踏上长征之路。

3、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之战，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他指挥的第一个战役行动，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

四渡赤水发生在1935年初，作战区域主要在贵州、四川、云南3省交界的赤水河一带。

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按照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纵横驰骋于40万敌军丛中，在运动中创造战机。

红军历经大小40余次战斗，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也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

4、“大渡桥横铁索寒”——强渡大渡河及飞夺泸定桥

1935年10月，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七律·长征》这一壮丽诗篇。诗中写道：“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其中后一句记述了中央红军长征中两场著名的战斗。

强渡大渡河，发生在1935年5月24日、25日间。25日上午，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率“十七勇士”在枪林弹雨中，以一条木船强行从安顺场渡河，在国民党军视为天险的大渡河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夹河北上夺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飞夺泸定桥，发生在1935年5月29日。战斗发起前，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两天半时间里，沿大渡河西岸崎岖的山路急行军320华里到达泸定桥。

战斗中，22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援13根悬空的铁索猛打猛冲，最终夺占铁索桥。随后，红军后续部队攻占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

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举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

5、走出草地第一战——包座战斗

这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走出草地后，打响的第一个战斗。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分成左右两路军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为打通进入甘南的门户，8月29日，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

红军指战员克服人马劳顿、饥寒交迫的困难，采取“围点打援”战法，至8月31日胜利攻占包座，全歼守敌及敌援军大部，缴获大批装备和物资，使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得到了及时的补充。

这场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把红军逼回草地的企图，为实现中共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6、“谁敢横刀立马”——吴起镇战斗

这是中央红军结束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

战斗发生在1935年10月21日。为打退尾追红军陕甘支队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个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

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歼敌1个团，击溃另3个团，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追击。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兴奋地提笔挥毫，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彭德怀则谦虚地将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7、“转出来的胜利”——乌蒙山回旋战

1936年10月，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毛泽东曾风趣地对红二方面军领导说：你们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

乌蒙山回旋战发生在1936年二三月间，是红2、红6军团在云贵高原乌蒙山区进行的一系列机动作战。在一个多月时间里，红军克服天气恶劣、粮食缺乏的困难，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历经大小数十战，往来驰骋，转战上千里。

这一战，与四渡赤水之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使红2、红3军团最终以较小的代价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从绝境中求得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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